美国转型步履蹒跚

　　在多种政策手段的作用下，美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尽管步履维艰，但取得相当进展。银行资本金充足，制造业实现扩张，失业率有所下降，显示经济活力正在逐渐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制约、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和结构调整的长期性，美国经济转型还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亮点在于制造业的迅速扩张。汽车制造业是美国制造业最大部门，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增长和美国汽车需求的恢复，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巨头均表现不俗。乐观地预计，今年美国新车销量可达1380万辆，距被认为是健康市场汽车销量水准的1400万辆仅一步之遥。

　　以汽车业的复兴为标志，美国制造业扩张势头看好。据美国制造技术协会和美国机械工具批发商协会最新统计，2011年制造技术订单总额达45.3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80.5%，创造了15年来的第二个高峰。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也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30个月扩张，且扩张速度继续加快。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正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其快速复苏为2012年的行业发展提振了信心。截至2011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已经保持连续10个季度复苏，失业率也从2009年10月份的10.2%降至目前的8.3%。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刘戒骄认为，尽管美国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标准高的制约，但它仍拥有全球规模第二大、最先进的制造业。1980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877万人，但制造业增加值却从5840亿美元增加到17180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降幅不大。

　　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和就业的拉动并非一马平川。首先，尽管美国在信息产品、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但并未形成如上世纪90年代IT技术那样的领先地位。以汽车为例，美国、日本和德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差距并不明显。美国汽车业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同美国借助丰田汽车技术缺陷和戴姆勒行贿事件打压竞争对手有关。其次，美国制造业无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供应链和产业集群、靠近市场等多种因素，已经转移到海外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也难以回流。再有，即使美国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全面复苏，也很难大幅促进就业。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当前美国制造业岗位总数为1180万个，而1979年峰值时达1960万个。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净增加工作岗位195.3万个，其中仅有23.5万个来自制造业。

　　除此之外，美国经济调整还面临着政治、社会和国际方面的制约。

　　就政治而言，面临2012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对奥巴马发出挑战，总统和国会围绕经济政策、财税政策、年度预算案的新一轮斗争才刚刚开始。两党的分歧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美国无法在重大的经济政策上形成共识。如果大选年奥巴马谋求连任失败，美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和力度可能生变。

　　就社会而言，尽管奥巴马和民主党强行在国会通过《医疗保险改革法》，但该法能否持续发挥效用而不被共和党推翻，能否在中长期缩小美国的医保开支值得怀疑。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美国医疗支出2025年将占到GDP的25%。日益沉重的医疗负担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

　　就经济前景而言，由于国债总额继续上升，到2020年左右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如果债务还本付息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债务占GDP的比重将逐步缩小，债务危机的风险将逐步化解。否则情况不堪设想。巨额债务使美国经济复苏道路漫长，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二次探底的风险。如果再考虑到持续低迷的房市、美国州和地方的债务风险，美国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就国际层面而言，欧债危机下欧洲经济的疲弱、大地震后日本产业链的断裂和经济持续低迷、新兴市场国家日益严重的通胀风险、中东北非局势的长期动荡等，均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中美经济密不可分的影响

　　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美国经济转型对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本身造成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推动制造业回流，承诺将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其留在美国，而美国的再工业化势必减缓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过去几年间，福特、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及联合技术旗下的奥的斯电梯等企业纷纷宣布制造业创造就业计划。福特去年11月已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

　　美国经济转型和扩大出口，并非完全遵守市场竞争规则，而是凭借国内法和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权谋求私利。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国际分工的产物，是借贷消费和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结果，但美国却一味指责中国压低汇率搞不正当竞争并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渠道要求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考虑到通胀因素，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7%，但美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双反”调查超过小布什执政的8年。在美国大力发展新能源谋求新产业制高点的同时，却对中国的风能加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明确将中国列为经济竞争者，宣布将设立新的贸易执法部门，专门“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在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中，美国促出口、减债务的最佳手段是继续放宽货币供给，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转嫁危机并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泡沫经济的体制能力尚待加强，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外汇储备缩水和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压力。美国会否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否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新一轮压力，会否通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平台为中国“量身打造”新的贸易金融规则，都将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转型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使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