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发达国家走向长期财政紧缩之路;西方“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债务问题的解决倒逼一体化进程;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模式转型之痛;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和模式改革进入关键期。

　　国际金融危机和美欧主权债务困境，凸显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新的瓶颈期，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今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表明论坛已充分认识到目前全球各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

　　如何在变革中找到新的模式、新的治理机制，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任务。

　　美欧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

　　经过多年的“去工业化”，西方国家基本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稳居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全球化又使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产业向外包方向发展，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加剧。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虚拟经济的逐年膨胀，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萎缩。1980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21.6%降到9.1%。

　　欧洲金融服务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发展，大量制造业外迁也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1996～2007年，欧洲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西方国家长期失业现象越来越突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美面临的长期失业形容为国家危机。丹麦首相施密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即便是“宇宙总统”，第一任务仍然是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西方再次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把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提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提升“再工业化”进程。

　　然而，经过多年全球化的发展，外迁工业整体回归已不可能，劳动力成本畸高，便捷的零部件、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集群效益，都表明全球化发展已不可逆;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抢占制高点，才是全球竞争力取胜的王道，也才有机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弥补发达国家的就业“黑洞”。

　　因此，再工业化是再造一个新的实体，是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的崛起;是在继续强化传统产业既有优势的同时，努力在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在全球化大潮已不可逆、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走向长期财政紧缩之路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借贷，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行动，导致发达国家债务不堪重负。据IMF的数据，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09%。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财政紧缩势在必行。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面临着来自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压力：财政紧缩的紧迫性与促增长的急切性相互矛盾。发达经济体面临确保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财政整顿的双重任务，如何在不引发再次衰退的前提下，减少债务总额，是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难题。财政紧缩导致西方社会党争激烈，经济复苏亦受制约。民主议会制度，一向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国家兜售其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但西方的财政窘境导致各党派在财政领域的角力更加激烈，都在争取将有限的财力运用于自身代表的利益集团，成为影响政府财政工具正常使用的羁绊，这在美国国会争夺财政预算方面表现十分明显。财政预算上的政治僵局，影响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掣肘。

　　西方“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向往的样板，但在主权债务危机阴影的笼罩下，失去了其诱人的色彩。高福利带来的高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削弱了竞争力，贸易逆差积聚。为弥补贸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场融资，财政主权被市场所控制。高福利制度被视为欧债危机的推手。

　　欧洲国家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失业现象，在不少国家，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

　　西方国家已普遍迈入人口老龄化，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已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30%。

　　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要帮助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应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促进竞争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财政负担的重压下，欧洲国家“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个别国家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支出，但遭遇民众的强烈反弹，欧洲社会矛盾激化;“去福利化”阻力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