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国有化之争

　　2009年，山西强力推进煤炭资源兼并重组，引发了“国进民退”大讨论，这场争论至今仍未结束。反对者认为，山西在“以安全的名义”驱逐民营经济，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是改革倒退的标志性事件，也为山西经济失衡带来严重的“体制赤字”。

　　山西省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反对用“国进民退”来评价山西的煤炭资源重组。该人士说：“所有制不是重要标准，只要符合产业要求，谁干都一样!”

　　上述人士所讲的“产业要求”，即煤炭企业要么具备年产300万吨，而且至少有一个年产120万吨的机械化开采矿井，要么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每年，矿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每年。

　　外界普遍认为，正是这个行业门槛，把许多民营煤老板挤出煤炭开采领域。

　　其中，据浙江方面相关人士估计，浙江大约有500亿民营资本“深陷其中”，损失严重。

　　据说，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是“多年想干而一直干不成”的一件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整体需求不旺，“当时的煤多得根本就卖不了。”李劲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讲，山西是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出手机会”。

　　山西为此付出的现实代价是，在煤炭整合狂飙突进的2009年，其经济一度负增长，最终以5.5%的增长率成为全国惟一“保八”失败的省份。

　　理论界、新闻界的轮番质疑，始终没有动摇山西方面的决心，也未影响到中央层面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态度。

　　在山西煤炭资源重组受舆论抨击最激烈的2009年、2010年，中央决策层及高层人士不断为其合理性背书;山西省委省政府态度也很坚决，虽然受到很多“非议和责难”，但是“山西非做不行”。经过两年的强力推进，2011年5月底，山西省煤炭厅宣布，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基本结束。

　　从记者采访获得的信息看，山西省内学者所总结的煤炭资源整合积极效应至少有：开采秩序得到极大改善，解决了“谁来办矿”和“成本不合理”两大问题;煤矿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两年多来没有群死群伤事故发生;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得到提高，质量得到提升;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不少省市来考察学习“山西样本”。兼并重组的遗留问题并不影响大局。

　　对于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的“成果”，山西省主要领导的最新要求是“巩固和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历届主政山西的官员，都在承受着煤矿事故带来的强大政治压力，如果不搞煤炭资源的“适度垄断”、不搞大规模的关闭小煤窑运动，政绩风险恐怕会被步步推高。

　　“每一届政府都在搞改革，都在寻找突破口，不进行资源重组，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李劲民说。

　　但是，反对整合的人则认为，煤炭资源“国进民退”所隐藏的风险还没有进入集中爆发期。靠行政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推进国企垄断，长期看，会带来效率低下和供应短缺，煤炭资源价格势必畸形上涨，全社会都要承担很高成本。

　　在现实中，“国有部门效率显著低于民营部门，同时又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大量的经济资源，这是目前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重要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认为。

　　林永生对记者说，“国进民退”后的山西煤炭巨头像只大象，行动越来越“笨拙”，企业行为的目标函数中包含太多非市场因素，难以真正有效抵御市场风险。

　　当前，山西煤炭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困境。林永生认为，如果没有当初的“国进民退”，允许中小煤矿企业自由竞争，它们会充分利用其自身灵活性的特点，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经营策略，应该可以减少或避免市场风险。

　　林永生说，如果经济下行，市场需求放缓，煤炭价格下跌，减产保价是任何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正常反应，但是，重组后的大型国有煤企带有很多政治与社会责任，与市场经济体制中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相悖。另外，重组以后的山西煤炭国有企业一旦停产或减产，也可能造成工人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留下来继续做煤炭开采的民营企业，因为要达到政府要求，不得不从民间借贷中获得资金以扩大规模、采购设备，因此也埋下了许多金融风险。从目前的迹象看，这种风险也开始爆发。另外，因为政府搞“限产保价”，民营煤企可能又将陷入新一轮生存危机。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大规模的国有化路径会削弱市场竞争的基础，使中国市场化改革偏离正常轨道。用某种硬指标搞“一刀切”，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并损伤企业家精神，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从道德层面讲，国有企业并不天然比民营企业具有优势，因此国有化是否可以更大程度上减轻资源开采带来的矿难、生态破坏等负外部性，目前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相对有效的办法，是责任和产权多元化、明晰化，加以严格的监管制度、适当的资源税收政策和生态补偿机制。

　　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有学者撰文提醒，用“国进民退”的方式让国有部门来承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是一种“家长制”作风，而试图“一大遮百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更为现实的，是会加大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