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来，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水落石出”，宏观政策进入两难境地：如果利用减速换挡的时机优先促改革，经济有可能面临失速风险，改革目标也可能难以真正实现;如果沿用以前的经验，在经济下滑时暂缓改革，动员各种资源优先保增长，那么问题继续积累，甚至可能演化为更严重的矛盾。面对难题，决策机关出手谨慎，学术机构见解不一，各类企业和普通百姓高度关注。本报记者专门就形势判断、政策选项和对策建议走访了几位权威专家，有关报道近期将在“观察”版连续刊出，供读者参考。

　　中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发展，几年以来经济下滑明显。是近来经济学界一直热议的话题，虽然经济下滑中可以调节经济结构，对长期发展有利，但短期还是有较大影响。怎样在经济下滑中稳定中国经济，也是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稳定经济仍靠投资

　　经济参考报：李院长，近一段时间经济下滑成为一个热点议题，有观点认为，出口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刺激的难度较大，投资这条老路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能轻易选择，稳定经济只有靠消费。您怎么看?

　　李扬：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出我国经济存在下滑的趋势。我认为，稳定经济仍要靠投资。为防止突破底线，我们需要制定若干预案。

　　分析消费、投资和外需各自对增长的贡献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找准政策的入手处。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增长。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2013年更降至50%。这说明，最终消费作为慢变量，其规模相对稳定，结构亦难有大的调整。再考虑到某些领域的公共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形，其拉动作用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无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期，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2010年以后，不仅连续三年为负，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点。考虑到2013年年初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较大规模虚假套利贸易导致外贸数据扭曲扩张的因素，外需的贡献作用或将进一步降低。相反，投资的贡献率倒是上升的，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贡献率提升了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

　　经济参考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前些年的“4万亿”投资也有许多教训。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选择投资，岂不是让问题更加严重?

　　李扬：的确。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国经济史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靠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存在诸多痼疾。助长唯G D P倾向，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自不待言;形成并不断加剧产能过剩，同时恶化国民收入分配，更是其主要弊端。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得不依赖增加投资来稳定经济，那么，高度警惕并认真防范那些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投资弊端出现，关乎政策的成败。换言之，沿用传统政策工具来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是首先对这些工具自身进行深度改革。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认真探讨投什么、谁来投、怎样投的问题。

　　投什么：三方面应重点关注

　　经济参考报：据我所知，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发展，工业首当其冲，能干的都已经被人发掘，可以说处于饱和状态，再去投资，不知有什么可以投?

　　李扬：你说得对。经过长达30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类设施，即公用事业、公共工程和其他交通部门等，经过2009年以来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有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启动投资引擎，不仅需要找寻新的投资领域，还须创造条件，让这些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经济参考报：李院长，您觉得目前可以投资的新的领域和项目有哪些?美国为走出危机投资了一些新的产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这其中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李扬：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为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进一步加大对这些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对于拉动消费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可以降低居民的远期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和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改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促进农民工进城定居，充分释放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所有社会基础设施中，我们应特别关注健康服务业这一新兴产业。该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该产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占G D P的比例超过17%，成为服务业的主体，其他O E C D国家一般也达到10%左右。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健康服务业蕴含的投资潜力和空间十分巨大。在北京等地，合格的养老机构的床位已排队到10年后，足见其社会需求之旺盛。

　　二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力度。这不仅需要我们一般地增加投入来从外部增加更新改造投资，更需要考虑通过加速折旧这种“税式支出”，内在地调动企业自主投资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特别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为避免无形损耗可能带来的损失，更应允许其以更大幅度加速折旧。与基于预计可使用年限的平均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能更快地摊销应折旧金额，使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使用期内尽快得到回收和补偿，加快设备投资的现金回流，更有利于刺激企业从事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积极性。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总是将加速折旧作为走出危机的强力措施来采用，借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显然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任务，而且其投资潜力无穷。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特别是以雾霾为代表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频现的形势下，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为切实解决高耗能、高排放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目前，该产业已被国家列入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3年8月，有关部门又发布了加快该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应增长15%以上，到2015年行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些安排，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扫除了一些障碍。然而，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除了少数节能环保产业，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正因如此，关乎人民生活质量甚至生存环境的产业，在我国始终得不到发展;耗能、污染的产业仍然被很多地方和企业追捧。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这些产业的投入直接统计为国民产出。在这方面，美国业已提供了先例。2013年4月，为促进企业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正式决定调整其G D P统计方法，将“研究与开发”(R & D )直接计为国民产出。这样，连同电影版税(涉及文化产业)的计入，美国的G D P较过去增大3%。这是自1999年将电脑软件纳入G D P统计以来的最大调整。我们以为，为当前与长远计，我们不仅应考虑将R & D计入G D P，更应全面将节能环保、气水治污、生态修复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计入G D P统计范围。考虑到生态环保等业已被计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中，进一步将之计为国民产出，当属顺理成章，且并非难事。

　　经济参考报：这些投资领域，感觉都并不赚钱，怎么能持续下去?

　　李扬：以上所列投资领域，确实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冲破这些瓶颈，我们需要坚决、迅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的战略部署，全面审视并改造上述诸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体系，使上述领域的投资获得足够、稳定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助力形成稳定的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