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以来，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两大冲击，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现已进入了新一轮周期上升轨道。当前，中国向重化工业化阶段推进，国内投资的自主性增长因素趋强，但某种体制性过热因素也开始显现，国际制造业向中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2004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趋好。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可顺势而为，适当调整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力度和方向，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体制改革，果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持续高速

　　尽管经历了非典和美伊战争的考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各项指标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1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1%，比第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已摆脱了非典的滞后影响，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487亿元，增长2.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43693亿元，增长11.8%，加快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25934亿元，增长5.4%，减慢1.2个百分点。(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共完成增加值28975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的同比最高增速。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增长。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14.3%，集体企业增长11.7%，股份制企业增长17.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9.6%。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轻工业。今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增长18.4%，轻工业增长13.9%。分行业看，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7%，拉动工业增长8.4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半导体集成电路同比增长36.4%，汽车增长35.7%，原煤增长16.8%，发电量增长15.6%，钢和钢材分别增长21.6%和19.4%。

　　2、消费物价继续低水平运行

　　由于投资需求强劲、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国际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波动等原因，今年以来消费物价逐步摆脱了上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持续保持低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走出通货紧缩。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0.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2%，带动整体价格水平上涨0.7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2%，拉动整体价格上涨0.5个百分点。

　　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上先扬后抑。前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一、二、三季度分别上涨3.6%、2.3%和1.4%。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24.9%，汽油、煤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1.4%、20%和20.8%;中厚钢板、薄钢板和线材价格分别上涨20.3%、13.1%和14.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4.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

　　3、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镇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从1995年的520万增加到2003年上半年的795万，登记失业率4.2%，比1999年底上升了1.2个百分点。此外，还有356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由于非典的影响，失业人员又多增加了200万人左右，加之未就业大学生及未登记失业人员，预计今年城镇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左右。“十五”期间城乡新增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人数将达2000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至少达1500多万。农村失业问题也相当严重。

　　4、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由于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利用外资良好态势，中国一直保持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到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同比增长48.4%，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提高8.5个百分点。1-9月国家外汇储备累计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加510亿美元。不利之处是增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回升

　　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351亿元，同比增长30.5%，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增长31.4%，为近5年来同期最高;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27.6%。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9.1%，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7.2%，房地产投资增长32.8%，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今年投资的一个很突出特点是，投资对国家财政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弱。从资金来源情况看，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这表明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不过，贷款的增长值得关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有：一是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扩张周期，为投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二是企业家投资意愿持续走强，是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效益明显提高，为投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今年集体、个人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三季度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增长高于上年同期近10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今年以来，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47元，剔除价格因素增长9%;农村居民收入1802元，实际增长仅为3.8%。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99亿元，同比增长8.6%，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7%，比第二季度快了3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水平。城市销售增长明显快于农村。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8%，县及县以下增长6.4%，餐饮业零售额增长9.4%。新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中，汽车零售额增长77.5%，通讯器材类增长7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46.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38.7%，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5.9%。

　　2、外贸出口增长强劲，利用外资快速增长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好转、美元贬值、全球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以及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强等因素，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大进大出“的特征十分明显。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出口增幅分别为33.5%、34%和32.3%，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23.6、19.9和12.9个百分点。在出口增长加快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略快于加工贸易，两者分别增长32.9%和31.3%。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全面加快，其中对东盟、美国、澳大利亚等的出口增长超过30%，对欧盟、俄罗斯的出口增长超过40%。进出口相抵，出口大于进口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09亿美元。

　　外贸出口形势好是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是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日本甚至欧盟经济复苏进程好于预期，为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2.4%，大大超过了许多专家预测的1.6%，是去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强劲增长。日本政府近日发布的报告说，今年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是日本经济连续第6个季度向上攀升，给一直处于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复苏的信号。二是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带动效应将继续保持。三是世界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和转移，为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

　　尽管非典对外资进入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7、8月份表现更加突出，但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增长强劲等因素，使得外资流入中国的步伐如故。1-9月份，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合同项目29539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8.6%;合同外资金额792亿美元，增长3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2亿美元，增长11.9%。照此增势，全年利用外资有可能超过500亿美元。

　　3、财政收支增长前高后低，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受工业生产和进口大增、上年基数较低等影响，2003年以来中国财政收支状况良好，前8个月财政增收幅度达到23.1%，比上年同期提高12.9个百分点，为今年实现财政预算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从月度数据来看，进入三季度，财政收支均出现了大幅下滑势头，7、8月份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4.7%和6.5%。前8个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5%，比上年同期放缓了4.7个百分点，其中7、8月份仅增长7.9%和6.0%，下降趋势明显。总体看来，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大。企业利润大幅增加。1-8月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5015亿元，同比增长52.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538亿元，同比增长66.6%。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8个行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亏损企业亏损额791亿元，同比下降5.3%。工业产销率保持较高水平，前三季度，产销率达到97.7%，同比提高0.11个百分点。

　　4.货币供应持续高速，贷款增长偏快

　　上半年，货币政策操作出现了“扩张”趋势，下半年开始的稳定操作并未改变货币的扩张态势，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均出现高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长，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3.7%。1-9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3万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从贷款投向看，短期贷款累计增加8567亿元，同比多增2476亿元。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前9个月银行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0.4%，周转次数为1.02次，比上年同期加快0.18次。

　　5、拆借市场交易萎缩 市场利率上升明显

　　三季度，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20351笔，同比下降了13.88%，成交金额为57135.02亿元，与二季度相比略有萎缩，下降幅度为1.09%。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涨幅明显，同比分别增长了11.19%和21.79%。1-9月份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60992笔，成交金额128634.09亿元。8月下旬,资金面开始趋紧，利率呈现大幅上涨。第三季度，拆借市场总计成交2737笔，交易量7200.48亿元，受市场利率上涨的影响，拆借单日成交量明显萎缩，与二季度相比总成交量略有下降，但同比增长高达102.20%。8月中旬以前，拆借加权利率走势基本平稳，在2.12%上下小幅波动，此后逐日攀升，8月25日市场加权利率一度摸高2.60%，9月28日再次创出3.1515%的新高，9月份虽有所缓和，但高位震荡态势明显加剧，市场走势尚不明朗。第三季度拆借市场共68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仍在百亿元以上。

　　6、股市融资能力下降，大盘指数一路下行

　　自6月24日宣布停止减持国有股之后，再没有出台利好政策做后续支持，上证综合指数在1500点以上只略做了几天停顿，然后掉头下行，至9月底收于1367点，当季跌幅在10%左右。与此同时，深圳成指的跌幅也大体相当。

　　股票市场震荡调整，交易额和融资能力均大幅下降。前9个月，A股共发行新股66家，同比下降5.7%，但比上半年降幅小12.5个百分点;新发行H股14家，同比增长60%;新成立基金8家，比去年全年多4家。由于行情相对低迷，市场融资能力大幅削弱，前8个月股票市场共筹资529.9亿元，同比下降43.37%;成交额21866.79亿元，同比下降28.10%;受成交额下降和印花税下调的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87.45亿元，增幅下降62.68%。

　　政策及其效应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8.5%，工业增加值增长16.5%，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来降温，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坐九冲十”。有人用“锐不可当”来形容!认为曾经预料的不利因素基本上没有出现，而没想到的有利因素却大量涌现。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按捺不住的增长。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物价只有轻微的增长，似乎达到了理论上的佳境。其实非也，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失衡也很明显，并潜藏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与投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快速增长，引发了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

　　中国改革以来曾经发生的经济过热，往往是投资膨胀或者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形成投资品短缺和整个市场供应紧张，导致价格迅速上升，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却与此不同，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去年的投资率达到了42.2%，比1993年的37.7%高出4.5个百分点，今年更高，与此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的增长均超过了20%，但是，消费物价只出现了0.7%的轻微上升。因此，目前出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而是一种投资推动的生产过剩，如果要说过热的话，也是一种非典型的过热。除了投资推动以外，开放的经济环境，投资增长加快，投资品进口增加，除石油外，其他产品的国际价格并未上涨;财富和收入分配并未好转，消费增长比较平稳，并无膨胀迹象，也可以对价格变化做出解释。不过，某些资产价格出现上涨值得关注，对资产价格进行监测是必要的。

　　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的确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投资的增长很快，企业利润增长也不慢，投资回报并未下降，因而，央行采取的一些收缩和控制措施，只能使投资的增长稍有减缓，而主要效果则表现在金融层面上。根源还在于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体制性的投资过热。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下降了7.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记录了41.5%的增长。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大搞开发区，大搞形象工程，虽然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前三个季度增长了35.9%，但很多地方的土地批租却寅吃卯粮，这一届已经用完了下一届可开发的土地，有些地方的地价上涨了40%。至于汽车、半导体等产业，也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此外，国内投资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为外资配套的。

　　除了某些寻租行为以外，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关键在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制度，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以流转税为主的体制，生产和流通环节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官员政绩主要看GDP增长和引进外资，因此，要提高政绩，增加税收，加快增长，就要投资建厂，而投资热点就那么几个，于是热点过热，而冷点则更冷，农村冷，农业冷、股市也冷，而且经济情况越好，这种冷热不均的情况就越严重。因此，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其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而未能有效地传导到实质经济当中去，一方面央行的稳定措施并未减缓贷款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迅速上升，债券收益率明显提高，股市继续缩量下滑，市场资金偏紧影响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首先，从8月中旬至9月末的短短一个半月，市场利率上升了约80个基点，收益率一再被推高，市场悲观气氛浓厚，受此影响，财政部记账式八期国债大比例流标，随后不得不紧急叫停记账式九期国债招标。财政部今年还要完成1949亿元的国债发行额度，能否达到目标，的确是一个考验。其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是净回笼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从6月末的4%下降到9月末的2.5%左右，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头寸告急。因其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业资金支持的，并且债券市场的资金运用量偏大，长期通过现券和回购的套做放大交易量，这种方式在市场资金宽松时尚能顺利运行，一旦市场资金收紧，回购到期，新的回购受到限制，无法融入足够的资金，不是抛售现券，造成价格下跌，承受损失，就是资金链断裂，发生支付危机。据估计，到10月中旬，债券市场价格平均下跌了3%，商业银行承受的损失在500亿元左右。再次，以往，债券市场的涨落经常表现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资金转移，一方跳水往往伴随另一方井喷，但目前是股市和债市同时陷入低谷，这与以前的情况显然不同。这一切虽然与货币政策趋紧有关，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和金融资产质量不高，如何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层创新，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和银行贷款猛增再度凸现了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了风险连带体系，银行贷款越来越倾向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大工程，期限越放越长，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虑短期贷款中有20-25%的不良贷款，这样的长期贷款比例接近60%。按任何银行业经营的理论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比例。因此，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现在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利率上升，资金偏紧，是个持续趋势，还是短期现象，如果是短期因素，经过央行近期的政策操作，增加货币投放，即可解决，如果是长期趋势，说明政策不当。不过，应当指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政策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受到国际的影响，不能只是简单地看货币的多少。不仅如此，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赋予货币政策以结构调整的功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样不是把商业银行变成政策性银行，就是不适当地突出和扩大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的，主要还是财政政策。

　　体制分析

　　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有人说，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次突破。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次会议在体制上的突破是多方面的，在修宪建议中，包括了“所有合法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的内容，从而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纳入到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之中。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不仅确立了使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制化、稳定化的目标，而且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力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值得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决议明确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和领域历来是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经营，最近几年才开始有非公有资本大量介入，但毕竟没有获得“正式”的认可。这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明确了“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对于非公有经济的全面发展将起重大促进作用。近日，国家发改委着手清理限制非公有经济进入的法规条例，可以看作是这方面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决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落实。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认真推进的。

　　一是推进向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型，由财政承担起为农村公共产品融资的职能。决议明确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提出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任务，但没有提出由流转税(增值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转型的问题。这是不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因为增值税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政府的行为必然要向生产和流通倾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增值税由企业交纳，与公民个人还隔着一层，不象所得税由个人交纳，个人就会更加关心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官员行为，这对于提高财政收支的公开和透明度，加强公民对财政的监督也是有利的。近几年来，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集中和支配的财力明显增加，但向公共财政转型的步子却很迟滞。虽然财政增收的一大部分用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很多公共产品的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些方面的融资任务推给县乡两级政府，而在很多农村地区，县乡财政十分困难，很多都是赤字，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根本无力支持这方面的发展，因而，这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其实，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很多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已经投资于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投资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私人资本超过了50%，用不着国家再去锦上添花，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则嗷嗷待哺，正需要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雪中送炭。

　　二是正确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乡居民的房屋产权。决议既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明确了要保护产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城镇化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很多地方实施的是官员的城市化，官员们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为中心，一方面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拆除城乡居民的住房，甚至不惜采取各种黑帮手段，以至造成大量恶性事件。因为，在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中，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在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低价从老百姓手中取得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而且是一次性付清，从事的是无风险套利活动，但却严重地侵犯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土地和房屋产权。须知，土地和房屋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资料，虽然宪法规定，城市土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作为国家和集体的一员，农民也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也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而且使用权与所有权一样，也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即使出于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也要征得使用者的同意，并给予足够的补偿，更何况很多征地拆迁是用于商业目的，如兴建开发区等，而一些地方也是打着公共目的的幌子强制进行的。谈到补偿数额的计算，30年的土地使用权，很多地方是按一年的收入补偿的，而征地拆迁户拿到的又很少。这无异于抢夺。据有人调查估算，土地出让金，农民拿到的只有5-10%，村集体得到的占20-30%，其余均被乡及乡以上的政府拿来去了。至于各种强制拆迁行为，很多是依据政府发布的征地拆迁条例进行的。决议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对征地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解决征地拆迁中出现的各种侵权问题，正是贯彻落实决议的具体行动。要知道，决议的制定是为了指导行动，是要贯彻和执行的。每一个贯彻落实的行动比一百个宣言都重要，也是对决议的真正拥护和坚持。

　　决议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任务，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宏观分析报告中，我们都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鉴于目前的情况，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目前，汇率升值压力依然存在，有人主张升值以消除升值压力，其实，汇率升值压力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在成为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和汇率政策调整的巨大动力。君不见，自去年年底日本盐田纯一郎发难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为应对升值压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仅近三个月出台的措施就有六、七项之多，包括放宽境外再保险业务的售付汇管理;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退还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改革国际承包工程项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将账户限额由原来的20%提高到100%;发布了新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开始从逐笔核销向总量核销过渡;调整和提高了个人出境携带外汇现钞和出境购汇标准;开放和增设外汇街头兑换点，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向放松外汇管制的方向前进。试想想，从1996年宣布实施经常项下外汇自由兑换，真正的实施是在今年;如果没有国际上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强大压力，这些改革措施很难这样快地出台实施。

　　尽管如此，升值压力并未减轻，升值预期也未消退，看来，仅有以上举措是不够的。汇率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既需要汇率体制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方能奏效。

　　首先，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在鼓励流出的同时，加强对流入的管理。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据说有关文件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基本内容是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把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从33%调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通过税法的修改，只因没有列入今年的立法议程而不能进行。其实，从加入WTO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对内外资企业同时实行国民待遇，由于种种考虑而未能采取，那么现在，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不仅不难做到，而且是一个好时机，外商和世人不会对此说三道四、反对阻拦。只需调整一下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将税法修改案提前审议即可。

　　其次，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减少经常账户顺差，进而变经常账户顺差为少量逆差。在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方面，我们一向重货币储备，轻物资储备;重国家储备，轻企业和个人储备，以至长期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反而授人以柄，加剧了升值压力。因此，面对升值压力，改变储备政策，减少货币储备，增加物资储备，在国外适当购买一些战略物资，以备日后之需，对于缓解我们的资源压力也是有好处的。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适当增加一些新技术的进口，对于提升我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会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就减轻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到9月底，经常账户顺差90多亿美元，如果通过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使经常账户逐渐从顺差变成少量逆差，升值预期很快就会消除。

　　再次，需要对汇率体制改革做出一个大致的安排，以便向世人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决心。由最高当局和有关部门做出承诺，宣布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仅有表态是无法改变人们的预期的。需要有一个改革的大致时间表，并着手操作;既然是一个大致的安排，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比如，在三、五年内，什么时候改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以及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现有的外汇交易市场，什么时候建立外汇远期市场，什么时候建立期权市场?其实，既然是逐步改革，开始时不妨门坎高一些，控制严一些，限制多一些。比如说，发展远期外汇交易，开始时交易主体和交易数量可以少一些，保证金可以高一些，但是，只要这样做了，市场就会逐步发展和进步，体制也会逐步完善。世人看到中国的行为，升值压力自然会逐渐减少和消除，升值预期也会随之改变。到那时，汇率问题也许会自行解决。

　　趋势预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稳中趋升、以及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等因素，将使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回升。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也逐步显效，徘徊三年多的世界经济有望在新的一年中出现较快的复苏态势。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03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也将提高1.5-3个百分点。国际经济环境将比前两年有所好转。

　　今年国内经济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发展的有利因素较多，明年会发生一些变化，很多有利因素还会继续发生作用，中国经济运行已经进入快速上升轨道的趋势不会改变。从体制环境看，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指引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会加快，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较高，市场机制引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活力进一步增强。从供给保障能力看，除电力供应较紧张外，其它生产要素的国内供给和进口补充能力较强，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从政策操作层面看，总体上还比较稳健，并在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这也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务实风格。具体来看，根据前面的分析，由于就业弹性下降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消费增长趋于平稳，在农民收入和农村市场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由于投资回报尚未出现下降，投资增长的降幅也不会太大，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很大，价格上涨的幅度也不大，最近的粮价上涨，影响也许不大，虽有今年粮食减产的背景，但在开放条件下，粮食供应不会发生问题;由于出口退税率的调降及在明年实施，第四季度的出口有可能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明年有可能明显下降，而进口会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保持较高的增长，经常账户有可能变成逆差。

　　综上所述，初步预计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8.6%左右，全年将呈现“U”字型增长轨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稳固，实现高增长趋势不会改变。2004年的发展环境总体稍好于2003年。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特别是充分考虑缓解就业压力、抑制体制性投资过热等政策目标需要，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6%左右，比今年稍有提高，经济增长连续三年提升并进入繁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