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深圳罗湖口岸拥挤着一拨又一拨入关的香港人。他们身着西装配花衬衫、太阳镜，在朴素的内地人中辨识度极高。

　　早期入关的香港人大多像个冒险家。何广健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朋友一起来到深圳、东莞等地考察，看看能否在这里有所作为。

　　当时香港劳动力的工资已经很高，土地价格昂贵，制造业利润受挤压。“去内地投资”在一批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非常具有诱惑力。诱惑的不只有霍英东、李嘉诚和郑裕彤这样的商业巨人，更多的是那些香港的中小企业主。

　　何广健跟着香港的朋友一起，踩着泥泞的道路，寻找适合的地点和商机。最终，何广健在深圳横岗镇创办了塑料和彩印包装工厂，但更多的港商因为这里落后的基础设施，经常停水停电等原因打道回府。

　　何广健在创办之初遭遇了诸多困难，虽然内地劳工充足但却工作经验和管理知识欠缺。而就是这样的中国，海外订单却雪片般飞来。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更多国家加入WTO，更多国家认识到贸易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从两种国家的发展模式总结而来。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对于发展模式各个国家存在争论：对于本国产业而言是进口替代型好还是出口鼓励型更好?拉美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型，即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税收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选择了出口鼓励型，通过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本地企业的出口。两种发展模式在很短时间内显现出了效果，拉美国家本国产业并未因保护而得到发展，四小龙则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经济腾飞。几乎全世界都认识到国际贸易有利于国家发展。

　　彼时的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在这个庞大的市场，最早香港的投资者开始进入广东进行投资。1987年台湾放开对大陆的旅游，敏锐的台商迅速在福建建厂投产。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欧美跨国集团陆续进入中国，几乎错过了中国就意味着被市场抛弃。中国加入WTO后其外贸得到空前发展，把中国制造送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上一轮全球制造业变革的典型成功样本。

　　在那场变革中，发达国家将制造业搬到发展中国家，从最初转移低端加工环节，到后来组装、研发等更高层级。发展中国家通过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吸引全世界的加工。

　　也就是这样，在一沓一沓的订单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现在，30年过去了。

　　如今的何广健，为了保住工厂利润，也要听从朋友的建议去越南考察更低廉的人力成本。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将生产线升级换代。这正符合中国政府目前积极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在，中国制造业的情境折射出全球制造业的重构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他们或者打造全产业链或者将部分加工环节回流本国;更多技术含量低的服装鞋帽等加工厂则撤离中国向缅甸、越南等国转移，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而中国，除了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已别无选择。

　　这些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牧群看来，这些变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结果将会是由三个梯度形成的产业链。他甚至认为，30年后，世界工厂或许在非洲。

　　发达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制造业，这是一个纠偏的过程

　　事实上，是四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发生在欧洲的欧债危机孕育了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变革。

　　上一轮制造业变革之后，发达国家过于强调金融创新带动的经济发展，忽略制造业，为危机埋下了深重的根源。“所以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发达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制造业，这是一个纠偏的过程。”李牧群认为。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初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并亲自参观英特尔在凤凰城郊区投产的芯片制造厂，该厂将于2013年落成，解决1000个就业岗位，政府为此将给予促进就业的税收抵免。

　　美国西部如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正吸引着服装、纺织、家具制造商从成本较低的墨西哥、中美洲、东南亚及中国，重新回归。

　　在欧债危机中，德国因为制造业发达，受影响程度较低。这也提醒了欧洲其他国家，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同时，德国在近两年继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从中国吸引企业到德国投资建厂，使产业链更完整。

　　制造业的变革也是国家之间寻求贸易再平衡的过程，各国通过制造业的调整，加强其出口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