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回流的企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技术、低科技含量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无法在中国继续生存，不得不向东盟等劳动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如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种情况则是具有较强科技含量，但是在中国同行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竞争力显著下降，在美国激励政策的作用下，特别是在这些大企业后面所支持的政党的执政需求下，不得不回流美国，如卡特彼勒、GE等企业。

　　外资企业的个别撤离并不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开始恶化，我们不可避免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过去在中国很容易挣钱的方式将遭遇空前挑战。

　　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总是相伴在一起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欧美经济的衰落注定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空前的危机，那就是如何来稳固自身地位，如何来迎接新的挑战。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当然，这种自然更替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拖累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也使美国自身的经济遭受重创，当然，美国具有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和创新氛围，相信美国的衰退是相比较过去而言，经济的增速放缓，国际地位不可避免地相应下降。而美国民主制度的博弈，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凡是执政党主张的政策，在野党就一律反对的做法，形成了公然的对抗和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内斗，将严重削弱行政效率。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将欧洲经济拖入谷底，暴露出欧洲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现在，欧洲产业在面对市场不景气，金融环境恶化的现实状况下，不得不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将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因此，欧洲将长期陷入衰退。

　　由于欧盟内部27个成员国之间巨大的差异，欧盟还在不断东扩，糟糕的经济将迫使欧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解体的风险。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经济异军突起，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全球产业继续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逐利是任何企业的本质，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任何跨国公司将逐渐集中在购买力最强盛的地方。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核心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迫使跨国公司拿出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否则将缺乏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业今天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表面上看是外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其实，揭示的是中国制造业自身实力的不足，只是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提早暴露而已。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需要补上。尤其是支撑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高端性、国际性的创新人才还十分欠缺，我们的创新氛围还有待提高，我们还没有掌握过多的行业规则制定权，我们还需要继续补课。

　　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唯有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战略”，进一步夯实我们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才有利于提高我们工业化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将掉队，欧美将重新主导全球经济发展。而他的理由则是，欧洲和美国十分重视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运用，而中国在这个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中国制造业严重依赖传统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一次彻底的能源革命。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大体是正确的，首先中国的发展方式需要彻底的变革，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过渡，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内外交困无疑就是阵痛期的体现;其次，中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能效仅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核心则是中国的技术还相对落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那么，中国制造业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扶持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变观念，构建可持续的绿色工业体系;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投融资制度改革，与国际接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吸引全球的优势企业向中国转移;第三是进一步扩大内需，减少和避免过度依赖出口。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对中国制造业来讲，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机遇主要体现在：可以尽快完成产业转型和升级这个阶段;可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并购欧美一些有较强科技实力的企业。

　　当然，风险总是和机遇同时存在：一是大多数中国企业还并不熟悉国际规则，往往并购容易，消化难，比如TCL 收购汤姆逊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以后，对韩国的工会力量和法律认识不够，最后不得不撤退，付出了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