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期主笔 宋国青 会出现几亿人口的大搬家吗? 南水北调,还是北民南移? 中国下一步 咽喉在哪里 从总供给方面的情况看,估计“十五”期间国民生 ...
本期主笔 宋国青
会出现几亿人口的大搬家吗?
南水北调,还是北民南移?
中国下一步
咽喉在哪里
从总供给方面的情况看,估计“十五”期间国民生产总
值的年均增长率为7.5%左右。
第一, 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加5300万人,是“九
五”期间3900万人的1.4倍。
第二,估计全社会非土地类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10.
8%,略低于“九五”期间的11.8%。另外技术进步和
人力资本的增长应当与“九五”期间持平或者略好一些。从
这些方面的情况看,“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应当比“九
五”期间稍高一些。
第三,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银行不良贷款以及财政赤字
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上升,在“十五”期间将达
到更高的水平。这些将导致更加严厉的财经纪律和力度更大
的金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综合来看,预测“十五”期间的增长率为7.5%。考
虑留有一定的余地,按7.0%做其他方面的预测。
从目前的情况看,居民消费需求达到7.0%左右的增
长率有相当大的问题。在人口增长率下降和大部分人口的收
入和消费达到小康水平以后,衣食方面需求的增长速度将继
续下降。
在日用品方面,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大件消费
品早已进入零增长负增长阶段;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
代大件消费品的年销售量已经在“九五”期间达到或者接近
达到高峰,在“十五”期间也将进入稳定或者下降阶段。
虽然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这样的新型消费品正在和将要
继续高速增长,但是它们在今天消费中的份额远低于新老三
件在当时的消费中的份额,难以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
随着绝大部分人口的收入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的消费需
求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以衣食用为基础的消费向更高
层次的消费转变,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转
变,从侧重数量型消费向侧重质量型消费转变。
从社会供给能力和需求平衡的角度看,在21世纪初的
10-15年中,中国的消费增量将主要来自于住房、汽车
和服务业。
在过去20年,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农业食品和
普通消费品制造业及其流通领域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尽管
国营企业还存在着种种体制问题,金融和资本市场还有许多
严重缺陷,但是基本的市场调节轮廓已经形成。但在住房、
汽车、交通、服务业等方面,情况还远不是这样。
就存量来说,住房和医疗改革,兴师动众,久攻不下;
为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而作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亦未见显著
成效。这些是管理体制问题。
就增量的市场调节部分而言,从消费者方面来看,住房
和汽车太贵,是价格问题,另外还有道路拥挤。
如果消费者面临的市场价格就是包括资源价格在内的社
会供给成本,那也只好如此。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消
费者支付的市场价格与社会供给成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
的楔子。这个楔子的存在构成了对进一步增长的制约。从另
一方面来看,消除这个楔子也意味着受到抑制的生产能力的
释放。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家用汽车的大众消费。这是联系城乡
布局、城市模式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可以说家用汽车的大众消费与相应的
住房和交通是小康之后持续高速增长的咽喉要道。而这个咽
喉现在却堵在了体制和价格上。
在住房、汽车和交通问题的背后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基本
问题,即人口、土地和水的问题,这些因素在过去产生了一
系列大政策。很多复杂的事情纠缠在一起,势必要从综合的
角度加以考虑。
南水北调还是北民南移?
人口、土地和水的问题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大量的引水工
程。70年代和以前的引水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到70年
代末,许多湖泊干枯,河流断水。当河流的水被上游的农业
截用以后,下游城市的供水便减少了。同时在80年代,工
业和城市快速发展,这时开始和形成了许多向城市调水的工
程。
无论是向农业调水还是向城市调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水的最终销售价格和调水工程的社会成本脱节,通常是前者
远远低于后者。
社会成本的第一项是水在调出区的机会成本,这应当表
现为那里的水资源费。这一项的大小依调出区的情况而定,
并且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可能在开始调水的时候,调出
区水的机会成本几乎是零;后来情况变了,调出区也成了缺
水区,隐含着很高的资源费。在现有的几乎所有调水工程
中,资源费都是零。
第二项是引水工程占用土地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向城市
引水,占用耕地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绝大部分调水工程对占
用土地没有付资源费。占用耕地向农民支付的土地附属设施
和农作物赔偿费,原则上不是土地资源费。
第三项是工程建设的固定投资。在农业引水工程中,常
常采取基本上无偿征调受益区农村劳动力的办法,财政大致
上支付设备和建筑材料费与其他一些费用。
第四项是工程的运营费。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引水工
程的水费只包含部分运营费和部分固定投资折旧。对很多工
程来说,水费不及社会成本的十分之一。
对很多已有的调水工程来说,如果按照社会成本定水
价,很多企业只好关门,其他企业的成本也会有明显的增
加,而居民生活费支出将显著增加。很尴尬的是,如果按社
会成本定水费,很多引水工程的水需求马上就会变得明显不
足,表明这些工程本来就搞错了。
在现在的情况下,按隐含地租贴现估计,一般中上等耕
地在农业的范围内每亩的价值大约是3万元。城市工业土地
的转让价格总在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以上,而临街商业用地的
价格更要高得多。
城市地价高于农业地价,一个原因是城市交通建设和其
它公共服务收费不足或者无收费,这些投资项目的效用部分
地转移到了地价上。这是正常的。
但从中国的情况看,由控制工商业和城镇用地而导致的
地价差别可能更重要。控制占用农业耕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
保证农业生产。这一条理由的合理性暂且不论,向城市调水
占地和城市建设占地应当是同样对待。但实际上,两样用地
的价格一个几乎是零,另一个又高得出奇。
这使人联想到愚公移山的故事。为什么愚公选择了移山
而不是搬家﹖原来的故事没有交代,不搬家是作为基本假设
给定的。在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假定人口分布基
本不变,调水或许还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假
定?
主要的理由可能是对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解:
农业社会的大部分居民是农民,比较均匀地分布在耕地上;
由于运输信息和其他一些问题,农业社会中的城市和城市人
口也是比较均匀分布的,但比农业人口的分布弹性大一些。
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作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现代经济
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比过去大幅度下降,并且还在下降,而非
农业人口与耕地的联系要小得多。
第二,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业的发展,距离对城市和供
应其农产品的农业的制约越来越小。
第三,由于社会服务业和储蓄工具的发展,生产和消费
可以在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更强地分离开来,出现了
退休,且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庭正在消退。这导致了适宜于
老年人口居住的消费性居住地和城市的形成。
相应于这些变化,在决定人口分布的因素中,气候和环
境条件包括水资源的供给越来越重要,而耕地面积的重要性
下降。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搬家就成了人类经济选择的一
项重要内容。在中国的情况下,既然北方缺水的问题如此严
重,人口向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移动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这并不是说,所有向城市调水的工程都不合理。要点是
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对调水工程来说,就是要将水的
各项社会成本都计入水价。按这样的价格核算,需求不足的
工程就是不该兴建的。
对农业调水工程来说,价格问题是同样重要的。灌溉本
身就有许多不同的技术方式,比如流灌、喷灌和滴灌。流灌
节省其他投资,但是水的利用率很低,喷灌比较省水而要求
较多的设备投资,滴灌更甚。
这里隐含着不同资源之间的替代关系,即用机器可以省
水省地。在更高的层次上,还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及自然
资源之间的替代。水价的歪曲会造成不同生产方式的歪曲使
用。至于调节不同地区的其他投入的比例,价格的功能更重
要。
至于搬家的成本,要看是怎么样搬。如果是一个地区人
口的整体迁移,就像水利工程引起的移民那样,成本当然也
很高。但若主要是增量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就没有多大社
会成本。
对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来说,增量迁移主要是通过新投资
的减少来实现的,即少上新的投资项目,少盖新房子。从个
人迁居的角度考虑,属于个人的产权或者占用权可以卖掉,
并没有多大的搬家成本。这里的一个要点是明确和量化个人
的权利,允许这些权利的有价转让。
总结来说,在人口、土地和水的问题上,原来的发展战
略可以称为调水战略,就是:基本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
分布不变;各地区经济比较协调地发展;通过不同规模的工
程包括大型工程向缺水地区调水;通过严厉控制城市占用耕
地(不包括调水工程占地)的办法来缓解人均耕地面积的减
少。
另一条对比的发展战略可以称为人口流动战略,就是主
要通过人口流动来实现人口与国民经济相对于土地和水资源
的合理分布。从具体政策的角度说,就是取消水利工程中的
无偿或低价征地、财政性拨款和水资源免费等,主要依靠市
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在这个基础上,该修的水利还是要修
的。
从预测的角度来看,取消了福利性水利工程之后,中国
并不需要大量的调水工程,取代的将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
在此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新布局。
以人口流动为基础的发展战略
人口充分流动无疑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变
化,这是考虑未来国民经济的布局和结构以及相应政策的一
个基础。
从社会供给能力和需求的角度看,住房、汽车和公路以
及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因为房车路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应考虑以这三大项为核心。
我们考虑的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口流动,卖地
修路,出口换车,全面准入。对这样的发展战略可能带来的
结果可以这样预期: ?
1? 首先是有相当大规模的人口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尤
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和环境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在交通发展
的基础上,可能一些浅山区成为相当好的新兴发展区。这个
过程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
2? 居民工作生活居住方式出现大的变化。很多退休人
口将从城市迁出,居住到远离大城市的乡镇或者城市郊区。
家用汽车迅速普及,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在城
市上班,在郊区居住。常住城市人口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日
益增多。 ?
3? 城镇布局出现大的变化。在相当多家庭主妇开汽车
以后,大量的零售商业和相当多的其他服务业将逐渐从城市
中心搬迁到郊区。这些和居住在郊区的上班职工的需求合在
一起,推动城市郊区的大发展。在大城市近郊远郊或者远离
大城市的地方,出现各种类型和功能的小城镇。大城市的人
口和商业压力有所减轻,为交通和停车场的建设留出一定空
间。 ?
4? 住房格局也有相应的变化。现在的城镇住房尤其高
层住房,将转变为主要为流动性人口居住的公寓,更舒适的
住房主要在郊区发展。这样的变化主要通过住房市场的调节
来实现。 ?
5? 高速公路尤其大流量公路迅速发展。尽管家用汽车
会有突飞猛进式的增长,大众公路交通工具仍然很重要。
对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的考虑如下:
?一? 人口流动政策
1)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早晚的
事情,现代化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制度基
础上。可以预期,取消户籍制度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次
强劲的正向冲击,并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以考虑渐进和突变两种改革方式。两种方式各有优缺
点。在渐进式改革中,可以从退休和老年人口开始。
(2) 清理和量化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各种责任和权利。
这主要是体现在住房医疗和退休保障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很
多企业已经实行新职工新办法,但老职工与单位之间还有许
多不明确的关系。在政府机构和公共事业单位中,问题更加
突出。
主要的矛盾是人在权利在的分配制度。比如说实际已经
分配给职工的住房,在账面上还记为国有或者集体资产。这
样的资产不能明确个人的所有权或者占用权,因此无法买
卖。只有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打破单位和职工之间的依
附关系,为人员和资产的流动提供条件。
(3) 明确农民的土地占用权。农民的土地现在为一个事实
上不存在的集体所有。这种制度的实际效果是不断的土地再
分配:张家生的孩子去分没有生孩子的李家的耕地和宅基
地。
农民要流动,土地怎么办?比如说,成千万的农民已经
流动在外,农村的劳动力和人口并没有增加,但是农村宅基
地还要划分,每年都要占用一部分耕地。这样的事情不能再
继续了。不管明确的土地所有关系怎么办,先明确今后再也
不重新分配耕地和划分住宅地。确实需要住宅地的,自己花
钱去买。
(4) 对实物分配征收等值税。单位办社会的问题,要
害是避税。从职工食堂、子弟学校、托儿所到分住房和公费
医疗,和相应的市场分配比较起来,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一部分国税,至少是个人所得税。这是税制的一个重大漏
洞。
中国下一步儿所到分住房和公费医疗,和相应的市场分
配比较起来,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部分国税,至少是个
人所得税。这是税制的一个重大漏洞。解决这个问题,应当
从完善税制的角度出发,对一切实物分配征收比照货币交易
的等值税,还可以适当增加惩罚性的税收。
(5) 教育等公益性服务业面向全社会。作为户籍制度
的一项内容,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提供受户籍所在地的约束,
对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至于各种各样的
子弟学校、内部医院等,更是和社会化生产格格不入。这些
服务改为面向全社会是势在必行的。 ?
二? 卖地修路
对于非农业占用土地的过度控制已经成为抑制国民经济
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控制的结果是使竞争性工商业的
用地成本远远高于土地的社会成本,也使城镇住房的市场价
格过高。另一方面,高地价的很大一部分转变为贪污腐化收
入。
应当说,人口流动本身并不导致多占土地。由于农村人
均生活用土地的面积高于城市,农村道路的使用率远低于城
市,农民进城应当会节约社会的生活用地和道路用地。
如上所述,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问题,一部分农民举家
进城,农村家里的住房住宅地还保留着,承包土地的利用率
一般也不高。对这个问题,绝不可以用谁走收谁地的办法来
解决。
从现在的情况出发,首先应是明确,今后再不搞耕地和
住宅地的重新分配了,对耕地的承包权和现有住宅的占用
权,与新的职业和居住地无关,然后允许耕地和住宅地使用
权的交易。这一条能节约的土地,应当足够农民进城的生活
用地了。原则上城市人口流动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农村工商业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样的情况,
就像工厂办社会、社会办工厂一样,该占地的地方不让占,
不该占的地方就占得更多。所以,在适宜经济发展的地方多
占一些耕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降低了企业成本,就形成了
对农村工商业的竞争。由于全社会的非农业土地平均利用率
提高了,一定产量下的占地也减少了。
从这些角度考虑,应当考虑对非农业占用土地适当解
禁。经济增长有潜力的地方和适宜居住的地方尤其城市郊
区,可以较大规模地批准土地“农转非”。
对于过去批地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引以为戒。一个很大
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拿去高价卖出,损
人肥己,引起民愤。所以,买农民的土地,一定要有独立于
行政机关的农民代表会议参与全过程。
农业土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价格,应当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土地在农业范围内的市场价值,这可以形成一个大
致的标准。另一部分是分摊的道路环境建设和其他公益性城
镇设施的成本。
对于前者,应当毫无保留地分配给农民,就高不就低。
对于后者,可以以税收的方式征收,转为城镇建设基金,中
央政府可以有一部分提成,这部分的大小应当主要由市场供
求决定。
确定新增非农业用地的数量,主要的依据是非农业土地
的市场价格。这首先要求理顺水资源和其他有关价格。在这
个基础上,哪里的地价高,就在哪里多批一些土地。
通过减少引水工程投资和增加农转非土地的供应,应当
可以为中国未来的交通和城市建设提供巨额财源。另外,较
大数量的城郊和其他地方的住房用地供给,可以大幅度降低
房价。已有的销售不畅的商品房的存在,绝不能成为不降低
社会房价的理由。
?三? 出口换车
如同降低地价增加住房供求一样,汽车价格有大幅度降
低的空间,由此可以刺激出巨大的需求。考虑到房车路的关
联性,城市郊区住房需求的增长还有赖于家用汽车的发展。
在供给方面,还是国内生产和进口两条腿走路好。这不
仅是出于降低车价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加快经济增长速
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考虑。
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汽车的相对生产成本还很高,多
生产一些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和增加出口而进口部分汽车,
自然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应当明确,进口和出口是
互相推动的;没有进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也就没有出口的持
续快速增长。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
增长的最突出的方面,那么可以说,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
产率,节约了农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一部分流动到沿海
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原理,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大幅度提
高了社会生产率。
这里面包括了许多方面的政策改革,其中包括人民币的
贬值。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其实背后包含着各种不同
意见的争论,其中一个方面的争论就是要不要和要多少贸易
保护,而基本的经验则是改革和开放。
展望“十五”和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感觉改革和开放
的内容准备不足。像科教兴国、知识经济和加强管理这样的
词语,说来好听,真正上阵可能就不行了。
对中国增加出口的潜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的
估计可能是偏低的。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的出口主
要受非价格因素的影响,对汇率的弹性不大,这里说的就是
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第一,这个看法本身有一定偏差。第
二,正因为中国出口受到了别国保护主义的影响,中国应该
更积极地反对保护主义。
通过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和进行更具体的谈判,一方面可
以要求别国多买中国货,另一方面也要多买别人的货。这对
中国是好事而不是负担。
这样的道理对所有产品都是适用的。这里说出口换车,
是强调房车路的重要性,也是因为汽车进口关税还很高而汽
车进口的潜在数量极大。
大件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生命周期,其
中有一段洪峰期。过了这个时期,销售量可能还会绝对下
降。如果完全靠国内生产,生产能力达到满足洪峰期需求的
水平,在洪峰期过后必然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达不到最高
水平则必然在需求最旺盛的时期形成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
这样的情况,在老三件新三件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
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途径就是在洪峰期多进口而不必使国内
生产能力过大。虽然国内汽车工业还远没有达到考虑这个问
题的时候,但注意到有关情况也是有益的。 ?
四? 全面准入
即使考虑到服务业统计低估的情况,服务业净产值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过低,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从现在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老龄人口增长的情况看,医疗
方面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教育方面,高等教育的数量几乎
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可能有供求严重脱节的问题。此外,
随着居民金融资产的迅速增长和多样化,对形式多样的金融
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服务业是信息服
务业,有关的政府管理可能严重抑制了供给。其他如体育文
化娱乐旅游的需求增长潜力,都是很可观的。不过这些方面
的体制和管理问题比较小一些。
看来,户籍和人事制度、单位办社会即实物分配和进入
限制是服务业发展的三大障碍。前两条上面已经有所分析,
这里主要讨论进入限制的问题。 在商品生产方面,随着国营
经济部门份额的下降,政府对具体商品生产和供给的直接控
制逐步减弱,有关的管理部门也在裁减合并,有些管理部门
连同其所管的国营企业改组为经营公司。但在服务业方面,
情况还远不是这样。这一点首先反映出,在观念上,许多服
务还不是被看作商品,不被认为应当通过市场机制来平衡供
求。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垄断经营倾向。通过
垄断来获取特别利润和特殊利益,本来是一种很自然的倾
向。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这种倾向提供借口,普遍的借口
就是行业特殊论。事实上每个行业每样商品服务都有特殊之
处。以这样的特殊性为由来实施垄断经营,就难以容忍市场
机制。连股评也要由政府主管机构发许可证,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不要许可证?所以要特别强调服务业的准入限制问题。
这里说全面准入,主要是针对行业特殊论而言的,换
个说法就是要在服务业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具体实施中,一
方面要弱化主管部门的管理,另一方面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
的管理部门来制约主管部门的垄断倾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