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性”困境

　　融资租赁在中国发展了30年，依然不为大众所知，甚至不为金融业和企业所理解。无论内资、外资，还是金融租赁公司，大家还得想方设法让市场认识自己。

　　万钧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建筑客户某次递交项目投标时被告知没有投标资格，因为该公司自己没有设备，全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租来的。“这说明招标者并不理解在融资租赁交易中，承租人拥有租赁物的占有权和使用权。”

　　虽然三大板块的租赁公司发展有很大差异，但在发展困境上却面临着诸多相同的困境。社会认知度低只是其一，但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

　　比如，目前国内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性租赁业务比例很低，整体在20%以下，而经营性租赁是真正具有融资租赁特色的业务模式，原因主要为：一是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交易市场等配套建设落后，二是相对融资性租赁，目前的税收规定使经营性租赁和直接租赁的交易成本过高。

　　得不到充分的认识，使融资租赁业常常面临不平等政策环境。万钧还遇到过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前些日子，某部委通知他去该部领取补贴，他去了之后被告知，凡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担保公司，都能领取一定比例的补贴，而中联融资租赁被误认为是担保公司。虽然中联融资租赁36500个客户全部为中小企业，但万钧还是空手而归。同是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租赁并不能从国家鼓励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政策中获益。

　　同时，虽然融资租赁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相比，有很鲜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却缺乏专门、统一的法律。在王佳林看来，很多部门在政策或法规制定过程中没有重视融资租赁的需求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因此融资租赁业常面临这样的窘境：整体市场环境进步了，但融资租赁的市场环境反而受到伤害。

　　比如，2007年《物权法》获得通过，这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进步意义，其中完善了第三方善意取得制度，正是这一点使租赁物在被善意第三人获取后，租赁公司无计可施，面临损失;其原因在于没有推出配套的登记制度，租赁物权得不到法律确认。

　　王佳林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增值税改革，2009年中国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这对于中国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但其中并没有将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取得设备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使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取得设备的相对成本大为提高，融资租赁业务遭受很大打击。

　　除面临共同的制度困境外，中国融资租赁行业也面临着行业内部协作与自律的需求。“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共同发起人，海航资本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刘小勇表示，虽然目前租赁公司不少，并将更多更深地介入到国家大型产业、新兴产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但行业内的协作还不多;行业内应该深入交流、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市场。

　　他同时提醒，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行业自律应该受到重视。过去租赁业、信托业等都因遭遇过行业性整顿，伤及整个行业发展。“行业自律是对行业里每一个企业和经营者的保护。”刘小勇说，这是租赁业的基本共识。在“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高峰座谈会上”，与会的租赁业代表纷纷强调行业自律的重要性并表达了自律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