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三大矿商和一些行业分析机构的预测认为，未来几年中国需求仍会保持强劲。他们指出，诸如上海、天津和北京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城市，钢材使用量已达到韩国等发达国家的高位水平，不过内陆省份的用钢量才刚刚开始攀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将需要大量的钢材，并令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保持在高位。

　　但国内有专家指出，全球铁矿石供不应求的格局已逐步进入尾声，中国铁矿石进口在未来5～10年中可能会出现拐点，因为其一，中国钢铁业超常规增长的时代将会结束;其二，随着废钢利用等技术的发展，中国对铁矿石的依赖将有所缓解;其三，未来大量资金进入铁矿石开采领域，供应会有所增加。

　　陆晓明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中国企业乐见的结果，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恐怕还不能那么乐观。首先，中国仍处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需求难以下降，产能过剩的矛盾仍很突出;其二，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废钢是炼钢的主要原料，电弧炉产钢量占总产钢量的比例可达60%。而中国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且炼钢设备以高炉为主，电弧炉产钢量占总产钢量的比例不足15%，中国的废钢积蓄量也少，所以铁矿石还是中国钢铁企业最主要的炼钢原料;其三，中国进入海外铁矿石开采领域的企业，目前仍未有一家真正投产;此外，随着印度本国需求的上涨，印度矿对我国的供应和补缺能力也在削弱。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顾问焦玉书也曾指出，对于中国钢铁业而言，海外的权益矿应达到3亿吨，使得国内矿和权益矿总量占消费的70%才能拥有话语权，但中国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海外权益矿仅约1.9亿吨产能，要达到上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定价机制

　　2010年，铁矿石定价机制出现重大变局，三大矿商开始采用挂钩现货市场的短期价格合约，取代沿用了40年的年度基准定价体系。虽然中国方面一直都没有公开正式表态接受这一机制，但事实上中国主要钢铁企业自去年中期起就陆续与三大矿商签署了短期供货协议。

　　陆晓明评论指出，定价机制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他说，新定价机制有几大变化，一是周期上的改变，目前主要以季度定价，也有按月定价或者更短周期的;二是过去价格是谈判谈出来的，现在不用谈，按市场和指数走，“这一定价模式是大势所趋”。

　　国际通行的铁矿石指数分别是环球钢讯的TSI指数、金属导报的MBIO指数和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其中普氏对应的矿石报价在三种指数中最高，原因在于普氏的结算公式中，给予矿山的报价份额最高。因此，目前淡水河谷和力拓采用基于普氏矿石指数的季度定价,必和必拓则是在普氏指数基础上采取更灵活的定价。

　　国际大宗初级商品定价，基本都经历了长期协议价—现货定价—期货定价的过程，期货成为主要定价方式后，商品定价也完成了金融化的过程。受访专家指出，在铁矿石新定价机制已成既成事实后，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不可避免。

　　在这一大势下，国内钢铁行业能否积极适应、参与并有所作为，以避免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在采访中，陆晓明对本刊记者强调指出，应该认识到，矿产不仅具有资源属性，还有资本和资产属性，而且资本属性越来越强，保障资源不能单纯从量上追求，还应积极通过资本市场运作。

　　他认为，在铁矿石问题上，不能单从政治角度和民族情绪上看问题，还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适应市场。

　　业内专家也指出，中国钢铁行业在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上需积极适应，并有所作为，其中有三条可行的路径：一是积极推动在国内开展铁矿石期货交易。中国是全世界铁矿石最大的买家，如果铁矿石期货市场发展得好，可以影响到铁矿石的国际价格。今年1月，世界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国印度推出了全球首个铁矿石期货品种，意味着铁矿石进一步金融化和定价短期化的势头难以阻挡，铁矿石期货甚至期权将会是钢铁企业或者国内矿石贸易商不得不操作的一环，中国钢铁企业也必须积极适应这一趋势。

　　二是尽快促成铁矿石以国内钢材期货为定价标准。中国铜精矿的对外依存度与铁矿石相当，却并没有出现定价权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主要原因就在于铜精矿的定价受到铜期货价格的直接影响。铁矿石的定价完全可以参照这种模式进行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