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即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延续2010年复杂态势的同时也迎来转型的关键期和改革的胶着期。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设计更需有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一方面要维持一定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应对不断加大的物价压力，同时要下大力气搞好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正由以往相对单一变为逐渐多元。这也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积极稳健、审慎灵活”。

　　经济“未热先胀”史无前例

　　经济过热与物价上涨紧密相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自1978年至今，我国连续出现5次通货膨胀过程，分别为：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5年和最近的2007~2008年。总结历次通货膨胀特征，我们发现，经济过热是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当投资出现过旺势头，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全面上扬，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资源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原材料因供给不足而涨价，原材料价格上涨又推动物价持续走高，CPI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但是，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一次在经济偏冷状态下发生的物价快速上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种刺激政策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步入稳定复苏的轨道，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去年一至四季度经济增速连续出现回落，宏观经济远未出现过热趋势。相反，CPI却一路上扬，连创新高。经济恢复性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刺激因素，而市场需求增长主要是危机状态下“去库存化”后“再库存”的推动，政府推动型投资向民间自主性投资转变需要时间，经济自主增长能力还需积极培育。

　　此外，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实体经济高位回落趋稳，呈现“前高后低”态势，但各指标回落幅度大大低于预期，实体经济运行步入常态化区域。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但仍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速水平，符合宏观调控的战略意图，宏观经济趋稳的力量全面显现。第二，在实体经济依然处于持续复苏、尚未步入高涨阶段时，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宣告我国提前进入“防通胀”时期。“防通胀”取代“保增长”上升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第三，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动力机制相互叠加，弥补了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经济由政府推动转向市场主导，市场型需求逐步启动，开始弥补刺激性政策退出导致的需求放缓;出口环境改善，国内消费高位运行，弥补了因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投资下滑缺口;中西部经济增速持续提升，弥补了因危机侵袭导致的东部经济增长疲软;房地产投资的持续高涨填补了制造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下滑。

　　经济运行依然复杂严峻

　　随着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我国进入转型关键期和改革胶着期，会面临更多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并非所有踏上工业化征程的经济体都能顺利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比如阿根廷、墨西哥、伊朗等国，而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关口。另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持续30年高增长。进入经济转型关键期，中国能否创造奇迹，至今仍未可知。从国外看，全球步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出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货币战争山雨欲来，美国接连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长期通胀压力持续积累，各种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全球经济复苏长度、难度可能超过预期。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中国经济每走一步，都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反应。

　　在国内外各种环境不确定下，我国宏观经济亟待破题，寻求正解。流动性泛滥、内需不旺、产业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显著特征。国际金融危机使外需持续低迷，内需扩大仍要假以时日，而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信贷大量投放，实体经济新增长点尚需培育，国内CPI持续走高，通货膨胀“幽灵”再次光临，经济周期呈现高频化、短期化特征，经济空心化、泡沫化迹象凸显。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复杂局面，主要表现为许多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掣肘。第一，为“防通胀”而触发货币政策紧缩，其中“流动性回收”将是政策核心，这将主导经济下行;第二，房地产政策持续加码，房地产投资下滑，将强化经济下行;第三，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接连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增长困难重重，贸易冲突、汇率冲突将加剧经济下行压力。但是，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种新兴规划与新消费刺激政策将带来强烈的宏观刺激效应，可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城市化加速、“高铁时代”来临、中产阶层壮大等因素，将主导经济上行。

　　年初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将“稳物价”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首，由此拉开了转型元年宏观调控的第一仗。尽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价格管制措施，并通过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手段，收紧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目前情况看，本轮通胀趋势远未结束，通胀动量依然强劲，通胀预期还在上升。

　　未来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混合型特征，物价上涨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联储和世界其他国家央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危机时的避险货币开始变为套利货币，我国面临“热钱”持续涌入的压力，这会大大抵消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流动性的努力。第二，受利于全球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美元进一步贬值，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大幅上涨，这无疑会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以制造通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帮助美国避免跌入通货紧缩为初衷的QE2，在客观上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第三，由于受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等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挤占大量粮食生产资源的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仅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而且我国农产品 价格上涨直接受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农产品价格面临继续上涨压力。第四，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资快速增加将是长期现象，水电气等资源价格改革推进，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不断增大。第五，我国前一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后果，需要市场慢慢消化，政策逐步调整需要过程，货币供应和物价变化之间存在时滞，“立竿见影”的效果难以马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