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企业解决了“为谁干”后，接着就应该解决“如何干”的问题了。然而在三一重工，这个顺序是相反的。事实上，早在1993年三一重工就将混凝土输送泵作为了自己进军工程机械业的敲门砖。

　　环顾当时华夏大地，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属于中国人自己品牌的工程机械类混凝土输送泵几乎看不到，而能看见的基本是一长串的洋名字：卡特彼勒、普茨迈斯特、利勃海尔、蒂森克虏伯、小松……这些世界500强企业，占据着中国9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国内呢?虽然有徐工、柳工、厦工等企业，但它们却属于仅能分享到一点点行业蛋糕的国有大型企业。当时的重工领域，只有国企与外资间的竞争，从来没有民营势力介入过涉足过。而三一重工却成了中国敢吃重工机械行业这只螃蟹的第一家中国民营企业。难怪梁稳根因此也得到了来自民间奖给他的一个很有分量的称号：“民营重工第一人”。此后的三一重工，在梁稳根的带领下，勇敢而机智地冲进了中国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重工行业，并演绎了外资、国有、民营三种力量在中国大地上十几年的既交锋又合作的发展史。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下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其未来的价值与财富，只能是一个又一个的“涨停板”，而不是像焊接材料行业那样有“天花板”。善弈者三一重工谋出了这个“势”，并及时亮出了自己的“剑”。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其中蕴藏着的巨大价值与财富，接下来就轮到他们如何挖出价值、如何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了。

　　写到这里，笔者想说个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开车的旅行者，向一个农夫打听怎么去附近的一个镇子。农夫对他说：“顺着这条路走一英里后，见到岔路就左拐”。不过，他马上接着说，“不行，不行，这样走是到不了镇子的”。良久之后，农夫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这样吧，你先掉过头来开上半英里，见到标有不许前行的标志后右拐”。稍稍停顿了一下，农夫接着说，“如果这样走，也到不了小镇”。此时的旅行者露出了一脸的狐疑。农夫想了很长时间又告诉旅行者，“年轻人，要知道，从这里是到不了你要去的那个小镇子的”。

　　其实，这位旅行者恰好处在一个“无法由此及彼”的位置上。

　　1994年，当三一重工进入工程机械行业时，常规“长肉”的发展之路无非有两种：一是，斥巨资引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技术，走引进、消化、吸收的路子;二是，与国外大企业合资，市场换技术。当时国内只有辽宁沈阳和湖北的两家国企生产混凝土拖泵，走的就是引进技术之路。混凝土拖泵的主要成本构成中零部件占大头，由于国外企业并没有把核心技术转让给我们的这两家企业，因此它们每生产一台产品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成本巨大的零部件，而中国企业只能赚到一点辛苦钱，啃点骨头肉，喝点剩菜汤。很不幸的是，上面所说的靠“拿来主义”的两家国有企业，2006年时就已全部退出，市场上也见不到它们的产品了。

　　如果当时三一重工要“由此及彼”，很显然，两条路都走不通。毕竟三一重工那时的年销售就徘徊在1亿元左右，没有资金就无法购买新技术，更何况美德日等世界行业巨头对输出技术还设置了重重壁垒!以合资方式，用市场换来技术，只能当国外企业的“搬运工”，只能是以低质低价低配置的传统“中国造”到市场上去竞争。而这又不是三一人所追求和情愿的。即使想和外资合作，但由于该行业的巨头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通常又有排他性条款安排，而三一重工在他们眼中至多也就是一个小萝卜头。借用向文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话就是，“我们也想过和外资合作，但显然人家不愿意。”

　　世上本没有路，只要三一人走出来了，也就成了三一重工自己的路。梁稳根和他的三一人是这样长想的，更是这样长做的：忘却国外技术，以国内非常规的技术创新之路开始自己的急行军。不过，这样的“长想”绝非是理想主义的空想，而是建立在三一人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之上的。通过考察，他们发现，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混凝土机械技术如果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也有许多不好用之处。比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它们的建筑高峰期早已过去，它们目前的技术更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需要，即小工程、多层建筑所需要，然而中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在全国各地只要大家随便走一走就会发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就像比高一样，一个赛过一个;中国的工程量也是一个比一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