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煤炭作为我国能源主体地位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实现煤炭工业转型升级和长期稳定安全供应非常关键。在日前举行的2016中国矿业全产业链大会上，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研究处处长郝向斌认为，我国煤炭供求关系及市场价格在短期内主要取决于控产量力度，长期内取决于抵制进口、去产能的需要。而煤炭市场保持供求总体平衡、略显宽松的基准状态，依靠涨价实现行业脱困行不通，只有通过降税费、甩包袱降成本、维持煤炭低价，才是战略出路。

　　产能过剩局面未根本改变

　　郝向斌介绍，2016年11月，我国煤炭价格上升至740元/吨，12月又下跌至640元/吨。其中，煤炭价格上涨的原因：一是煤炭供给侧收缩过度，二是需求侧经济基本拉动力度强于前两年，三是气候因素所带动煤炭需求超预期，四是特殊的贸易结构以及中间商的炒作。在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第十一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也指出，当前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局面还没有实现根本改变。未来，国家发改委仍要排除价格短期波动的干扰，坚定去产能决心不动摇，积极推动煤炭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

　　实际上，我国在近年来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并适度减少煤矿数量。郝向斌认为，本来我国煤炭企业的固定成本很高，变动成本很低，煤炭企业依靠煤炭售价超过变动成本的那部分边际收益来弥补固定成本，尽管大量煤炭企业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但主动减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煤炭减产意味着边际利润减少和亏损增加，使得煤炭生产随市场变化而自我调适的节奏变慢，就必然形成市场过剩。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煤矿39亿吨，停产煤矿3.08亿吨，新建改扩建煤矿14.96亿吨，其中约8亿吨属于违规项目，违规煤矿中有2亿吨已经达到建成标准，有1.3亿吨未经核准擅自开工建设。虽然煤矿矿龄及剩余服务年限不清，但从市场经验看，煤炭过剩程度或许不足50%，未来自然衰竭关井较多，产能过剩格局基本可以确定，预计2020年、2025年产能分别为45亿吨和40亿吨。

　　煤炭需求难以持续走强

　　郝向斌表示，我国煤炭一半用于发电，其余大部分用于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工业，生产重工业产品除直接消耗大量煤炭外，还要消耗大量电力。而钢铁、建材、有色等重工业产品主要用于投资建设，可见投资建设是整个重工业及煤炭需求的主要终端动力。不过，我国施工项目的行业结构和工期结构投资规模，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短期内的煤炭需求。

　　2016年，我国建设规模有两个增量因素，一是基础设施，二是房地产，而建设项目消耗高载能产品大多在土建施工初期，在建筑主体结构施工过程所有建设集群中，房地产开发对煤炭需求的拉动力度最大。

　　事实上，我国煤炭及燃煤发电是调剂能源供需余缺的主要变量，能源结构变化对煤炭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煤炭需求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非化石能源迅猛发展。2016年，我国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分别为1073万千瓦、539万千瓦、2791万千瓦、3531万千瓦，同比分别增长3.4%、19.8%、21.8%、84.9%。尽管如此，未来10年，我国煤炭产能过剩格局难以根本改观，但煤炭市场将是“三去一降一补”导向下的市场，建设规模不可能大幅扩张，波动中总体基本平衡，煤炭需求不可能持续走强。

　　市场供求逐步回归基本平衡

　　郝向斌指出，2017年我国经济基本面拉动力度弱势稳健，虽然当前房地产新开工趋稳，但后期房地产将由增量因素转变为稳量因素，只有基础设施一个增量因素，好在制造业、采矿业建设规模收缩幅度将有所收窄。我国将根据“三去一降一补”战略部署，更具前瞻性、更加灵活地控产量，精准调控煤炭供给，煤炭市场发展几大约束将各有消长：一是资源约束。如果非化石能源经济性改善，则资源约束压力可缓解，反之则近松远紧。二是环境约束。优化空气质量需要控制污染物排放，淘汰高污染低效率的煤炭利用方式。三是碳承诺约束。我国对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以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四是防危机约束和促转型约束。

　　郝向斌预测，2017年我国煤炭需求降幅大于2016年，供求将逐步回归基本平衡、略显宽松的状态，但气候因素仍将是煤炭需求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总体看，2016年气候因素所致煤炭需求明显超出正常水平，如果2017年气候基本正常，那么气候因素所带动的煤炭需求将比2016年有所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