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学术论坛是一个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平台，是为满足不同城市读者的社会需求而建立的。张德江书记提议我们设立一个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他对我提出的要求是，三百个厅，三百部小车，我当时没有做正面的回答，因为我们的改建扩大工程没有完成，所以我当时没有答应。但是我们已经在规模、规格上做准备，包括今天举办的学术论坛就是一个演练。

　　我们要举办一个高规格的论坛，广东省老省委书记任仲夷给我们题写了“中国趋势”这几个大字，来表示他继续思考、协作的一些想法。很多读者冒着高温酷暑来到这里索取门票。今天出席的人士有省委省政府研究室的，广东省社会科学界、文化界的学者，在这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欢迎!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山图书馆前面的这个广告词了 ：“您找不到书，来找我好了”，这是为广大社会民众服务的口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要为广东的文化建设作为应有的贡献，在座的嘉宾可以得到省馆更多的温馨服务。现在请中国改革杂志的执行主编新望致词。

　　新望：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搞中国趋势的系列报告非常有意义。我今天打第一炮，我本人对这个活动表示非常的赞赏和支持。我一会儿还要讲，在这里不多说了。

　　主持人：现在请广州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梁世平致词。

　　梁世平：首先热烈祝贺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今天正式开坛，这个讲坛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起举办。作为主办方，我想谈一谈，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为什么要参与举办这个学术论坛。首先要了解我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它的职能是什么?它的职能是在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就明确指出了，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四大职能：加强社会科学在党和政府工作作用，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学术研究参与决策，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促进社会科学成果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理论素养和提高理论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普及，组织学术论坛是我们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本职工作，我们需要参与这些活动，这是我们本职工作的需要，从去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了几十场社会科学知识讲坛，有些是在我们社会科学联合会独立举办的。我们从两个方面参与举办广东学术论坛，一方面是通过这个讲坛请来北京的一些知名专家介绍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新成果促进广州学术研究活动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讲坛来提高广州市民的社会科学素养，通过这个讲坛了解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认识各行各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这个讲坛，以更加积极地以科学的策略迎接未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举办这个讲坛，请北京的知名专家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广州社会科学的发展，提高广大市民的社会科学素养，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丰富的知识提升自己。在这里，我衷心地祝贺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主持人：现在请南方都市报主编庄慎之先生讲话。

　　庄慎之：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论坛.南方都市报的口号是“成熟源自责任”，成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责任是我们贯彻始终的理念，在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路上，南方都市报越来越明晰他的责任所在，做时代社会的记录者，是媒体最基本的职责，作为社会的推动力量，是一份媒体的更高的要求。广东论坛——中国趋势是一个高规格的学术论坛，各位专家将会对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的趋势进行探讨。我们不仅希望只是做一个记录者，更希望将论坛的社会意义更加广泛地辐射出去，从而承担起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这个责任。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主持人：有请四个主办单位的领导为广东省学术论坛揭幕。

　　请新望先生开始演讲。时间是两个小时。有半个小时是由大家提问。请有关的提问者把你们的提问写在纸条上请新望先生回答。

　　新望：今天下午温总理召见温铁军等七个经济学家谈当前的经济形势，本来是由他(温铁军)来讲第一讲。有点不好意思，我是小专家，下面的各位是大专家，他们在地方上呆的时间比较长。我目前写一些调研的报告，最近也是走了一些地方，我所到之处大家都在谈当前的宏观形势。我把北京当前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做一个交流。我先谈一下我个人对当前宏观形势的看法。我们国家有一个改革内参，集中了一批专家的意见，观点是最多的，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小平台，我们就小范围内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讲完宏观问题，再谈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经验、问题，对我们珠三角的一些启发。

　　宏观形势，改革25年来，如果我们国家可以成功的克服经济过剩、做好宏观调控，可能今后若干年就有比较健康、比较长的时间去发展。我听了比较惊讶。他讲宏观形势有点热，有膨胀的迹象，大家知道，前一两年，突然有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过热，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很快，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20%，在樊纲之后，我又听到更多的青年学者讲到过热的问题。要防止过热，还有比较极端的说法，讲三大过剩，甚至讲经济危机。有经济危机的前兆，比较危言耸听的说法是1999年前兆政策的出现。讲三大过剩，产品和产业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我个人认为，带北京我看材料，多数的学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局部过热，还没有达到全面过剩、通货膨胀甚至是经济危急的周期，比如说三大过剩，很多问题是与经济运行是无关的。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很长时间内的一个约束，也不是某一个经济周期出现的过剩，比如说产业方面的产品的过剩，我们从1995年之后，已经喜欢用二分化方面问题分析，实际上市场经济永远存在一种供大于求的状况，也说供给有可能大于需求。产品的平均利用率下降。通过参与竞争、通过产品的创新，人的欲望只要存在，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通过产品的差异化，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我们曾经担心彩电过剩，但是恰恰是这方面的竞争，使我们成为一个彩电大国。资本过剩我们只看到某一个层面的过剩。我去年六月在江苏浙江做了一个调研，关于税收比重的。我对三大过剩说法不表示认可。

　　这只不过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问题。一个是原材料方面涨价。尤其是三大原料水泥、钢铁、电。钢铁四月份涨到了4100元左右。 一个是能源涨价，电力紧张。去年浙江很多地方开三停四，开三天电闸，停四天，使得很多合同订货定单无法交货，能源无法进场。一个是运营紧张，尤其是货运方面比较紧张。我觉得这些现象出现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房地产的发展，汽车产业的发展。这两个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在我们国家又处转型、消费升级的时期。我们向初步的小康过渡的时期，在这两个产业的推动下，原料、能源、运营方面都比较紧张。这是能源涨价的最主要的因素。房地产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水泥的涨价。汽车产业也是这样。发展汽车就要修高速公路、需要钢筋水泥，这是一个正常的推动，其中很大一部分的需求是真实的需求，这上面的投机因素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四月份到上海，上海规定期房只能买进，不许卖出，炒期房的风气很快就刹住了。现在杭州市区的房子已经没有几千块的了，但是我想杭州的房地产走高应该是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浙江已经形成人们的收入结构从多少年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有了第一套房再买第二套房。汽车也是这样。我们国家的汽车发展刚才起步，需求起来了，供给这一方还没有搞活。80年代，韩国、日本的中学生车已经起步，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产业推动价格的上涨，也是正常的。

　　从大的背景上看，我们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向后期过渡节阶段，有两个特点，一般制作成本也在提升，产业正在升级。第二，在这个方面城镇化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快加。像九月的经济过热，是伴着房地产的发展而出现一些经济领域当中的转型现象，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过剩，我们国家的一般制作也可能还需要发展十到二十年，不能说现在我们过剩了就不搞制造业了，其实还需要搞好制造业，包括墨西哥、巴西都想当制造业大国。我们现在重工业化，社会制造也正在起步阶段，经济正处在升级的时期。讲过剩特别要慎重，很多人对江苏、浙江、广东的发展提出反思，认为是发展过热了需要刹车，我觉得我们的设备制造业出于国防爱国的考虑，也确实需要发展。神州五号60%的部件是进口的，三峡工程很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也是国外的。在这样的阶段，一般制造业还可以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城镇化的速度会展开。

　　大家知道，城市的发展是由集镇到城镇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使用交通工具的变化，集镇是步行，城镇以自行车代步，到大城市主要是走高速公路、汽车、轻轨。我们国家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升阶段，也是城镇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材料紧张是客观的背景造成的。能源的紧张，尤其是电的紧张，这是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错误，决策水平低下造成的。中央垄断，地方企业不需办电厂，很多地方现在都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我们能把电厂建好，就不会有电的紧张。实际上电的紧张不怪企业，要怪中央政府的决策水平。很多企业拿了定单进不了货，有的定单推迟一半时间交货，要承担经济损失，按理说应该追究责任的。所以电紧张不是经济过热造成的，而是计划经济思路人为地造成的电力紧张。

　　再说运营的紧张，我们的铁路是高度垄断。每年到春运的时候，外面打工的人需要回家的时候，而铁路正是涨价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宏观调控呢?要，温家宝总理召开几次会议要宏观调控。有人说这不要叫宏观调控，叫宏观调节，宏观调节的经济手段也比较多一些，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运用行政手段，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运用的是一刀切的办法。土地，很多地方对土地开发一刀切，冻结半年，有的地方连流动资金的贷款也停了。这应当是调节，尽量强调调节，用经济手段调节，而不是用行政手段调控。不要轻易的去查民营企业，他的收益由他自己来承担。要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是在银行。我们国家一旦经济过热，一旦遭遇泡沫，银行背不起了。我们的银行是为国营企业服务，填这个黑洞，银行不良资产率正式公布的20%左右，有专家估计40%左右，银行坏帐非常严重。有怎样的热就有怎样的银行，缺乏市场观点、竞争观点，它们经不起一点点风吹草动。中央政府讲最搞不好的是“三农”问题，中央政府最关心的是金融问题。中央电视台什么黑都敢揭，就不敢揭金融方面的黑。我们银行是国有的，前一段时间超市抵制刷卡。银行一刷卡刷走3%，企业抵制刷卡，抵制又有什么用，银行没有第二家。超市的利润就3%，多的5%，银行一刷刷走3%，银行这种不讲道理的体制，只是依赖国家，所以银行千万不要出问题。如果发生地方性的金融危机，我们最后只能用国家信用来挡。但是是局部性的调节，不是一刀切，我想很多地方，金融上的政策不符合温家宝说的点刹车，而是急刹车。

　　经济发展还是要发展，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敢说是新发展起来的国家。还是原来讲的发展，马克思讲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不能讲新发展观，就批评原来的发展是错的，不是说GDP发展带来资源的损耗吗，GDP是新造的价值，这块价值主要是人创造的，不是同大自然中攫取的。对我们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劳动力过剩的说法不正确。所以温家宝说我们是一个劳动力比较富裕的国家。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劳动就业的权利”，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力是符合宪法的。我们还需要把更多的新思路用到发展上，中央的决策也是这样。举个例子，二板市场，在这样一个时候该发展的还是在发展，而且首批上市的几家都是民营企业，三板市场也在酝酿之中。在温州这个地方有几家可能形成地方性的三板市场。这种市场才是比较正宗的，温州人买温州的股票，而上海人买了新疆的股票，就不知道这个企业是什么样。三板市场二板市场还是要发展。我们还是要搞发展，要讲求发展的艺术，要把中国的政策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要搞教条主义。

　　要尊重服从党中央的一些决策，不要往枪口上撞，把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讲发展要讲艺术，尤其在现在的社会，我是站在地方的立场上，大家不要埋头发展，发展要讲艺术、讲技巧。有些地方的人总结，什么是宏观调控?逆势而走也是发展的一个形式。可能搞内部宏观调控，市场向外发展，人才向外发展，材料也可以向外发展。只是在现在这个条件下怎样才是有技巧的发展，如何讲求发展的艺术?我们土地“一刀切”一律不需新征土地，我们不征地，我们改作出租。老百姓投票，租金大家谈判，不征地但是可以租地，责任我来负。很多地区开发区不办了，就换了一个名堂叫投资区。我们说企业和基层政府要发展就不要试图与中央政府博弈，实际上这也是地方与中央政府博弈的时代。地方通过发展得到的收入才是地方的收入，地方政府也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必然引导地方的发展。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政策之下，不要撞到枪口上去。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直接讲“铁本”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几千亩地分为几个项目批，这是撞到枪口上。我打算去调查一下经历“铁本”案之后的常州，当年“铁本”案把这个县基本上刮干了，常州有些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钢铁基地一旦使用之后，土地完全是报废了的。常州政府这几年非常着急，现在苏州无锡的发展，现在发展没了常州，因为它走了一个下坡路，它的乡镇企业基本上全部没有了。常州的国有企业是最多的，现在国有企业不行了，乡镇企业也不行。我1990年写了苏南模式的终结就写了这个事儿。

　　在长三角是一个扇面，越往扇的末端，而常州属于扇面的末端，招商引资就越没有优势。长三角是制造业、IT业的产业带，沿江产业带是重化工的产业带。常州招商引资大项目也引不来，常州市的领导非常着急，当然，常州也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一个领导上来一个思路，现在的思路变为工业，工业是万物之本，后来搞民营经济、民办企业，就复制大量的民办企业发展，发现了一个优秀的民办企业戴国方。而且看到了一个好项目钢铁，现在贴了本不说，把人也抓起来了。宏观调控不要往枪口上撞，刚好这一次宏观调控是新一届领导人胡温第一树立次中央权威调控经济，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是应该看作一个讲政治政还不讲政治的问题。这其实个政治的事情。大家知道，上一届政搞软着陆的时候，曾经有七个省的书记向中央写信，之后这七个书记都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服从中央的宏观调控，还要看到一个政背景。

　　第二个问题，这几年，大看到很全球化、区域化的口号，90年代我们有一个学者说是90年代前是大西洋时代，90年代后是太平洋时代。飞机、汽车、软件业都分布在太平洋的东海。在西海岸崛起了一个亚洲雁阵。领头雁是日本台湾韩国，左面撇阵是中国的东南沿海，现在形成了一个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大都市圈。太平洋的经济圈正在形成，现在也初具规模，有些人叫这个为“泛亚”。在全球化的经济圈形成的同时，各个地方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期，像欧共体，北美经济贸易体系、东盟等等，区域经济正在形成。经济全球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并列在进行，区域一体化可能是全球一体化的前奏、必要的前提。我讲一下都市圈的概念，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一个圈状经济。他把中国的长三角当时就定位为“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第六大都市圈”。《人民日报》有一版专门叫“第六大都市圈”。故都市圈的特点是城市要形成体系，交通要非常发达，形成一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核心城市首先起的是集聚作用，把优势生产力集中起来，产品集聚效应造就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只有积聚起来才有发展，比如说IT业，积聚起来才能产生出路，只有产业积聚之后才能减少库存。

　　第二是辐射性，通过它可以带动周边的城市，就是现在讲的卫星城市。很多大城市带动周边的的小城市。积聚和辐射，积聚要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辐射也要有一个度，一个分寸。中国的三大都市圈也是和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区域化、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都市圈的趋势是不约而同的出现。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地方不约而同的提出了都市圈概念、经济一体化概念。原来的小珠三角就是在同一个省政府下，泛珠一体化就有一个圈的概念在里面。北京也是，2001年清华大学提出搞一个大北京，把大北京建设为一个世界性城市。这个世界性城市不同于国际性城市，它比国际性城市高一个层次，国家和国家的竞争有可能是世界级城市与世界级城市的竞争，法国有巴黎，日本有东京，中国还没有形成有一个国际性城市与国际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是大城市之间的竞争、都市圈的之间的竞争。看你有没有大城市，有没有形成圈，形成一个城市带。大北京，规划是背面一个三角，南面拥用有一个三角。形成明显的两个三角形。现在有些人在这个概念基础之上，提出一个环渤海经济区。实际上也是区域经济体一体化的内容。环渤海经济圈甚至把内蒙也放进去了。这个圈更大了。

　　第二个是长三角都市圈也是大，原来叫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上海是1992年开发之后慢慢成为长三角老大的，当时上海没有号召力，直到了去年“两会”上海提出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上海要脱离江浙。长三角带动东部发展，现在明确讲一体化。新闻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主要是15个地级市组成，现在准确的说法是15加1，加了一个浙江中南部的德州，15加1的联席会议，这个城市圈的人口大概3到4千万。还有一个是珠三角，港深澳、广州、珠海，到后来提出泛珠。实际上大北京、大上海、泛珠江是先后提出的。大家担心泛珠是不是不切实际。这个圈子的交通半径不是以距离计算的，是以时间计算的。一般的城市圈陆地半径是4小时，4小时能够到达就算这个圈子中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当天能往返。国际IT产业布局有一个空间的半径，是半小时到1小时，为什么呢?也是要讲当天有一个往返。很多IT产业投在虹桥国际机场附近，就是想一天往返。空间坐飞机3到4分钟，然后坐车1个小时，刚好一天可以来回。上海在浦东建了国际机场，把虹桥国际机场国内化，国际化、IT资本统统往浦东国际机场转移。为什么?空间的半径决定的。

　　我想把这三大都市圈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这三个都市圈子从竞争力上看，聚集竞争力组最高的京津唐，制造能力强的是长三角都市圈，而开放和制度竞争力最高的是珠三角。我简单解释一些。北京是咱们的权利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个科技的中心。北京积聚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由于北京是一个权利中心，很多要素在它那里集中，是计划配制资源的中心，很多在北京的公司，可以向全国集中资源。我刚到北京以后，很不适应，怎么这里的管理这么混乱。北京里资源太多了，用不着折精打细算，人才哪里都有但是北京最多，他有巨大的市场。为什么中关村一搞就能搞起来，国家的科研院所都在北京?就是因为它的积聚竞争力，它是经济中心、开放性城市，是收地租的地方，而工商业都是他的附庸。苏杭是依靠工商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京津唐都市圈中北京的吸引力最大。有一个北京在不断的发展，北京过去是三环，现在开始修六环，它只是把北京做大，不断的聚集，才能发挥某种扩散效应。北京在发展，天津永远也发展不起来，大树底下没大树。这个和我们长三角都市圈不一样，上海有吸引力，但同时有辐射效应。上海也有文化上的优势，北京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聚集能力，有强大的权利，北京这样一个大北京都市圈的竞争优势是权利。长三角的优势体现在区位竞争，它有上海，上海是万国码头，运输实力远远超过东京、新加坡、台北，而且上海的区域向内辐射，它有一个黄金水道——长江通道，长江的航运能力强大，不像我们的珠江，上海长江的航运相当于有20个铁路。中央政府一定要把上海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亚洲能撑得起来的商业城市。金融中心肯定是先扶上海，再才是深圳。

　　邓小平说他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搞好年轻人的政治信仰教育，第二是上海的开发太晚了。1992年上海的开发，外资的引进使整个经济高速增长。上海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是最强的。也很好的产业基础，城市体系比较完备。珠三角的城市体系是大城市发达，中等城市、城镇的发展没有长三角完备。中国最好的产业工人在长三角。上海原来就是一个手工业大城市，最早从农耕世代相承到工业时代迈进的时候，它是最先进入到工业化的阶段的。他的制造业的工人通过父子相传，原来的匠人、能人，后来成了很好的工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工人群体和阶层，商业气氛浓厚。三十年代的上海，因为有一些官僚资本，然后有一些江浙的资本，形成了老上海的繁荣。上海有非常悠久的工商业传统，现在它搞世界工厂，加工业的基地长三角的基础最好。珠三角的优势一个是开放程度最高，一个制度竞争力。有一个历史的渊源，我在江苏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的吴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正宗。而浙江人就不正宗了，认为那是越文化。江苏人说起浙人的时候有一种优越感。胆子大就是浙江人，吴是正统文化，越是处于边缘的文化。温州一带是殴越，福建是闽越，广东这一带叫南越，广西叫北越，广东以南就是非我族的了，叫“越南”。珠三角传统文化影响越薄弱，大家想一想，近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引进西方文化、资产阶级，搞北伐、改革开放、四大特区也是从这些这里开始的。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如果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不变，广州、深圳在制度创新上是处于领先地位，包括我们现在办报纸、参考的是香港、澳门的理念。香港的繁荣，也应该是中央政府时刻考虑的问题。发展珠三角不能复制上海的模式搞竞争。上海目前还不在国际主航道上，国际主航道离我们的香港更近一些。尤其现在台湾海峡局势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上海那条航道发展还是比较有限的。这是我们讲三大都市圈。

　　三大都市圈中最有意思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相互可以做一些借鉴和启发，有人说，长三角基本上核心城市计划配制资源占主导，这是一个强势政府模式，这是一个地方政府比较强势的地方。还有一个温州模式，长三角的小长三角，是15加1，但大长三角就是浙、常、苏。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珠三角走在长三角前面，IT产业转移到长三角。亚洲资本的转移以雁阵为准。尤其在制造业上，长三角的基础可能超过我们珠三角。我们在2002年专门把关于重化工和制造业的发展，把两者做了一个比较。发展制造业有三个条件，一个水、一个陆、一个人，尤其是是重化工业。长三角正在向重化工业发展，制造业对水的要求非常高，要大出大进，长江有这个优势，而珠三角可能要差一些。内部的腹地的水源半径要差一些。尤其是工业用水，以前最好的地方是华北，华北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漏洞，地下水超负荷开采。原来北京、天津缺乏重化工业，用水比较缺乏。还有人，广东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人慢慢北上后我们才吸引了一批人才，但本地人才储备上比长三角差一些。尽管后来也办了一些大学，但是人才的贮备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在能源资源储备上比长三角要好一些。这两大都市去的竞争，以后有可能形成一种错位发展，就是根据各自的优势，各自人文地理条件，区位资源条件去发展。三大都市圈的比较分析，我就简单讲这么些。

　　接下来讲讲一下长三角一体化的对珠三角的启发。

　　长三角在一体化中应是走在我们泛珠的前面。我们的泛珠三角提出还是比较晚的。实际上在30、40年代的时候，出现来上海整合民族资本，长三角一体化出现的问题具有前瞻性，对我们珠三角有启发。我把长三角一体化的问题总结为六大问题。第一，谁的一体化。这里是一个组词的问题。第二，谁来一体化，第三，我们是一体化还是碎片化?第四，我们是做单纯的加工业还是整体制造业?第五，我们不缺资本，缺的是公平的投资环境。区域格局，地方垄断造成了资金的投资门槛过高，民营资本、民间资本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相互垄断，结果形成长三角炒房团，就是因为投资渠道不畅。第六，是关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观问题。在这个阶段怎么树立新的发展观。

　　谁的一体化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长三角一体化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叫大上海，把上海做大，尽管江浙不服气，虽然口头上说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但很是很不服气。但没有办法，上海就是龙头老大，政治地位都那里摆着。长三角的人事任命上是非常讲究。我们在90年年代中期的时候，江苏的领导人对这个把握得还不是很准确，上海永远可以挟天子以令江浙。中央对上海的领导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上海领导去江浙考察工作实际上就是动员春兰公司搬到上海来。尽量让这两个省的人尽量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想问题。李援朝、习近平都是中央派出来的，都有很深的上海背景。我讲了一大模式，是以那一个模式来一体化，制度是真理。上海是以龙头老大的身份压制江浙，江浙也不服气。原来一个龙头三个或者五个中心，上海领导曾承诺把一般制造业向江浙转移。但是后来拒不执行。就是上海领导为在这个引入外资也是把大项目放在上海，小项目放在江浙。后来上海搞了一个173工程，在交界的地方划了一个173公里进行招商引资大战。173工程土地不要钱，再加一个工人免费培训，专门和江苏、浙江的引资展开竞争。上海人又是比较小心眼，很多路在江浙都修得很好，一旦到上海与江浙交界的地区，都不好好修。所以，谁的一体化，有一个异议之争，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意义在里面。深圳和广州的地位问题，谁来一体化谁，谁是主角，谁是龙头老大。这是谁的一体化、谁来一体化。

　　现在政府成了一体化的主角，搞什么一体化，搞优惠政府、参与化政策。冠冕堂皇是搞考察，实际上打听你的优惠政策去了。一个大投资商他的后面就跟着十几个城市的招商引资的主任，你住多少楼我我们就住你下面，把你吃饭的菜单都给你记下来。而且政府之间靠联席会议，有三个机制，有三个市场联席会议机制，各市经济协作办公室有一个机制，实际上政府办不了什么事。江浙交界的地方，两个省一直在相互的挖墙脚。曾经江苏的领导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竞争的时候，为了保持苏南模式的特点，江苏的南大门严防温州资本打过来。虽然两个省的交往非常多，但是在行政区划上又是两个省，在旅游景点、在水流上非常糟糕。政府在一体化中唱主角，一体化始终做不好。我在浙江到调研的时候，浙江的经济学家讲，现在讲一体化，不是政府马上往前冲，而是政府齐步退，让民营企业、让市场唱主角，欧洲也是这样，它是跨过集团、政府和欧洲的一些资本来搞一体化。这是谁来一体化。

　　第三，是一体化还是碎片化。长三角行政格局非常复杂，由于行政格局调整，江浙之间有非常深的积怨。现在一提划50个省或者是60个省，江苏的领导就特别慌，现在有些人一讲一体化就把昆山、吴江划给上海，江苏的领导听了非常反感。南京要建一个新上海，你想做大?这样，上海听了就非常反感，你建一个新上海，要把我丢弃。刚才我讲的机场的例子，上海为了发展IT产业，把国际机场搬到浦东去。虹桥机场离昆山比上海还要近，我上海土地这么昂贵地皮，我要把这个机场搬到浦东。这一搬，江浙就不满意，我也要建一个昆山机场，建的场地又引起争议，最后初步决定建苏州和吴江的交界之处。建港口也是这样。上海自己要建港口，为了把上海港口做大，把苏南的出口货运放到上海去。这时，江苏人不干了，尤其是宁波，他做航运城市的计划就放空了，最后还是上海建港，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了，浙江也只有配合它，为什么?他挟中央之威。一体化过程中还有碎片化。大家在讲长三角繁荣的时候，繁荣就繁荣上海边上的几个城市，这是一个新的迹象，常州在衰落，镇江也在衰落，这也是一个碎片化。

　　第五就是单纯加工业还是设备制造业。一般的制造业在我们国家可能要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江苏省已经变成了一个打工省，普通民众打工化，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果出现了普通民众的收入不高。和江苏不一样，这个浙江是一个老板省，中小企业比较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长三角的隐忧只有是单纯的加工业。如何把经营机构研发机构也向这一带转移，使自己的一般制造业向重化工方向提升。这个阶段是必要的，需要超越的，但是要提早出成绩，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解放和发展当地生产力。尤其是IT产业一些很不稳定的因素。而且现在招商引资中相当多是冲你的优惠政策去的，现在有一种叫侯鸟型的外商，你有“三减五免”就到你那去。有优惠政策他就多留一段时间，但是优惠政策总有一个期限，期限一到，它就转移到浙江、江苏一带，这就压抑了当地发展，导致民营投资不畅。

　　第六个问题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怎样树立一个正确的发展观。长江以前有很多著名的的水产，而现在它的水再过两年水到不能喝了。浙江现在不是电不够用了，而是水非常缺乏，以前他是我们国家的水箱。由于生态矿化非常严重，丢失了一个美好的家园。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精神压力是越来越大。我一再呼吁这件事。经济提升了，但是你们的幸福值在降低。从政府以GDP为标准，老百姓以金钱以标准如果进行转变。剩下的时间我们相互交流一下。

　　提问：中国一体化的进程中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及广州以后会朝那方面去发展出本土特色。对保险市场有什么看法?

　　回答，一体化进程对中国的好处前面我已经讲了，都市圈的趋势是世界发展的一套经验，区域一体化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不光是三大都市圈的，甚至有可能形成整个沿海都市带，形成个更大的一体化，在东南沿海应该集中我国10亿左右的人口。然后集中优势资源，向东南沿海发展。一体化应当对中国经济提升整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作用。

　　广州以后的发展，我想不论怎么发展，广州的地位应当是比较稳固的。广州曾经是我们做过国都的地方。在香港之前我们十三行都在广州，广州政治地位在开放前在全国有独特的地位。

　　提问：广州省委党校说过长三角、珠三角未来会连成一个大的城市带，你认同这个看法吗，大概需要什么条件才会促成这个大城市带的形成。

　　回答：首先把圈和圈形成一体化，首先是把长三角和珠三角连起来成为一体化，但是就刚才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非常复杂，省一级的区划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珠三角内部的一体化比欧共体的一体化还要难。欧洲为什么能搞一体化，它的基础是来源于三角洲。我们这两个地方实际上，历史上也是有着非常多的联系的，比如人才的流动上，珠三角最早的潮汕人。在我们广州的北部，有一个地方很多内地人到我们这里来，江西已经在这个带之间提出了融入到长三角中，江西的南部天然就是珠三角的一体化的一部分，语言、文化等等。福建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可能使福建一些城市的崛起可能会出现厦漳泉都市圈，包括厦门、漳州、泉州。

　　提问：北京现在是中国的“首堵”，还有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缺水，我个人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就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北京在做什么的龙头，我认为他不适合它不适合做首都，我预测有一天会迁都。我很担心北京的未来。

　　回答：我想再怎么迁也迁不到广州来。北京人只有权利配制资源的概念，北京对发展经济绝对不会放弃。北京的很多引资都要跟我们珠三角争，汽车他也要发展。有好几个项目都是已经在珠三角长三角比较考察过，而转移到北京去了。现在北京也在积极的引资进。北京要发展工业，因为他无限的往外拓，。迁都合适不合适呢?我还说不准。

　　提问：刚才你说到我国的三大都市圈，应该从近代考虑。从江主席提出台湾是近期中国的一大问题。如果考虑台湾问题，三大都市圈谁的影响最大，如果台湾回归，台湾是否会成为第四大都市圈。

　　回答：台湾也怎么搞他都不可能成为一个都市圈。他只是一个岛。台湾形成一个世界级的都市圈子的可能性不太大。现在还有几个重量级的都市圈，像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等。

　　提问：我们党的政策是政治经济。长三角在发展中的算计是图谋本地得好处，为什么没有得到管制?

　　回答，一体化是一个好的体制，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是一个集权国家，现在财政上某些程度上有一点联邦化的设置，地方之间、块与块之间冲击更大，引一个项目到那里去，就是一个税源，这就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强大，而且我们国家的干部任命体制是按照政绩来的，只对上负责，而且任期由自己立，就造成了相互挖墙角。

　　提问：三个都市圈的发展中更多的体现在工业发展，从骨子里，三大工业圈子，更具备农业发展的趋势。工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加大，你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发展吗?

　　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有时候会出现，但在这个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不能避免都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三个都市圈都具备农业的优势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三大都市圈的主要是具备发展工业的优势。尤其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是2%，2.2%，江苏很多地区3%、5%以下，深圳我们现在还是工业化的中期，有一位经济学家，他针对我们的三个资源价格上扬说，我们国家目前处在土木钢铁经济时代，还没有到石油工业时代，没有到信息工业时代更没有到太空时代。在这个发展时代中，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是对的。温铁军明天会给我们讲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你们可以跟他讨论。

　　提问：海南地域狭小，经济势力那么差，成立一个省是否合适?

　　回答：我在海南时，海南提出融入珠三角都市圈，它有这样一种意识。当时成立省也不能说是不合适的。当时他们说，海南不成立一个省很多好事都论不到它，广州想不到他。

　　提问：我的建议是应该把海南改为直辖市，减少了一些政府机构，老百姓也少一些负担。你怎么认为?

　　回答：现在的趋势只有可能把省再划小，不可能再并省。介于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我们解放以后试过，像华东区等等。

　　提问：如何看广州、深圳、香港在泛珠三角中的地位。你要真心回答不要打官腔话!

　　回答：地位还是分功能错位，不要是一个核心是一个圈。有很多结构，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圈形成一个核心，可以形成分工错位的都市圈子的特殊格局。

　　提问：关于缓解现实中国紧张现状，有何良策?

　　回答：这可能就是讲的三大差别，前年，中国社会科学一个所长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讲到一般收入分化的严重问题。三大差距明天温铁军要重点讲。现在有些地方社会发生断裂，城乡差距、“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还是中西部区域差距。中西部的差距还是城镇差距。都市圈子的发展走向是形成了一个带。原来我们设想产业转移，根据这几年的发展看，发达地区恰恰是块状经济，形成经济带，形成自己的圈，不是转移而是回流，形成了积聚产业基地。原来很多东南沿海应该转移出去的产业，恰恰在东南沿海唱了主角。温州一些地方，温州有“四大名旦”：眼镜、皮鞋、西装、打火机，都是唱主角的，不光形成自己本地的经济，甚至形成世界级的经济，温州的打火机发展起来之后，台湾的打火机、日本的打火机都没有销路。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新一届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树立新发展观，使用某些大的资源配制权有可能是缓解这个状况的必要的手段。

　　提问：泛珠三角经济圈谁当龙头，香港在泛珠三角中是什么地位?

　　回答，香港如果想做泛珠三角的龙头话，只有保持一国两制的政策不变，香港的地位一消失，对珠三角的发展是一个相当的遏制，香港保持自由港的地位，对我们珠三角的发展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意义。

　　提问：作为全球经济龙头，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世界各国都在抓此次机遇发展自己，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重要角色，此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是不是矫枉过正?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开快车发展，调控应该是局部的调控，而不是全面的调控。不知这个观点对不对。

　　回答：我想这个观点只是你们个人的看法。我们必须服从中央的政治决策。但是各地的发展要注意一些发展的技巧技术，与本地的实际联系起来。在美国经济带动全球的发展的机遇上，我们运用调控，应该用点的调控，是局部调控。不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