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高通胀的风险,同时也面临着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毫无疑问,宏观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大中。中国会不会发生滞胀?或类似越南的金融危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应采取何种“组合拳”才能达到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促使宏观经济朝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重要的命题:中国通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它还是缘于供需的不平衡。从经济实体面观察是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从与实体面对应的货币面观察则是供给超过了需求,最终导致了物价的上涨。

　　去年当物价上涨时,有分析家指出CPI上涨的大部分可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来解释,这是农业供给不足造成的一次性的价格上涨,并不足惧。同时国际粮价也大幅上涨,因此物价的上涨为输入性的通胀,与国内供需的关联不大。自2007年以来,通胀连续升温,到2008年5月CPI已高达了7.7%,PPI则超过了 8.0%。银行也从去年第四季开始大幅紧缩信贷。

　　其实,中国的历次由总需求膨胀而引发的通胀都不可避免要反映在食品价格的大幅增长之上,1992-1994年间发生的通胀经验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中国制造品的价格透过国际贸易与国际价格接轨,其供需的差额反映在贸易余额之上,而农产品供需基本保持平衡,与服务业一般可视为非贸易品,其短期价格的供给弹性较低。因此,其总需求缺口,很容易就反映在食品价格的上涨上。其次,发展中国家的 CPI中食品的权重比例大,更突出了食品对CPI上涨的贡献。还有,如果工业的过度发展占用了耕地,自然也要由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来埋单了。

　　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走向过热,中央在2004年第一季度后开始宏观调控,其后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未减反增,于2007年达到11.9%的高峰。GDP年平均增长率于2003-2007年为10.7%,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间9.0%左右的平均值,在2005-2007期间更高达 11.1%,明显处于过热的状态。就货币层面来看,从近年来楼市、股市的过热到近期物价的大幅上涨,都先后得到了流动性过剩的支撑。今年第一季,GDP增长已有所减缓,达10.6%,仍处于过热状态。

　　从2007初到现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1.5倍,同时国际农产品与其他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中国对原油及铁矿砂等生产资料的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增加的负面影响加大,同时物价持续上涨。中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发生滞胀?如果中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这就为贸易条件恶化对GDP产生的负面冲击保留了一些余地。

　　这点与正在衰退中的美国经济处境不同,它正使美联储处于货币政策紧松两难的境地。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面临通胀的风险要比停滞的风险为大,通胀仍是头号敌人。但是,由于政府对能源包括油电价格的补贴,油电价格改革后的上涨,对经济的冲击,包括通胀水平,并未完全显现,加上发达地区经济的走势疲软,我们也要警惕经济过度下行的风险。

　　这一次通胀和所谓“传统”通胀的性质有所不同,也需要不同的应对政策。后者一般缘于内需过旺,超过了生产能量,乃导致物价上涨、对外贸易逆差、外汇储备减少、货币贬值,甚至外汇危机与金融风暴。越南当前的经济危机,缘于信贷管理失控,就属此类。中国1992-1994年间发生的通胀也属此类。治理这类通胀首先要采取从紧政策控制内需,这正是当前越南改府的做法。

　　中国这次通胀则一反常态,它与对外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并存。其特点是贸易顺差己成为总需求扩张的动力之一。因此,仅依赖从紧的货币或其他包括行政手段控制内需(投资)等手段就不足以有效控制总需求,因为内需的不足可由外需的增加替代。这正是贸易顺差从2005年开始大幅增加的原因,其对GDP的占比从2004年的1.7%, 快速增加到2005年的4.6%,到2007年更升高到8%,同时使国际收支产生大幅顺差,成为货币发行过多、经济过热的根源,迫使中央银行近年来大量采用多种货币工具对冲新增的流动性。

　　因此,政府于2005年7月开始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近20%,对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则有所贬值,所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幅度仅达到5%左右,考虑和贸易对手国的相对价格变化的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值幅略高,但也仅达10%左右,显然升值的幅度仍不足以约束贸易顺差的扩大。

　　为了达到控制通胀、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至少达到9%左右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并促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特别是消费,以恢复经济结构平衡的多重目标,宏观调控政策总趋势应为执行升汇率、紧信贷和留有余地从松的财政政策组合。

　　我们预期中央银行会扩大汇率波动的范围,放松对汇率的干预程度,以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的适度升值搭配结构性调整政策,达到降低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 并减少总需求以抑制通胀的双重目标。因此,汇率升值可以部分取代从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商业化经营创造了一个更有利的外部条件,也有助于化解加息受到中、美利率倒挂牵制而产生的矛盾。但是,中央仍将侧重商业银行信贷总量的调控,用以控制投资。

　　从经济战略的制高点思考,加速金融体制改革以促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能独立抵御通胀,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升汇率、紧信贷固然有利于通过减少外贸顺差与投资来控制通胀、调整经济结构,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的风险,但是,这也为一个以刺激内需消费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创造了契机:试想,在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下,又如何能扩大公共支出呢?目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也为扩大财政支出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具体而言,鼓励消费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促使总需求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达到控制需求总量(通胀)并平衡需求结构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在扩大财政支出方面,可考虑加大公共服务如教育、养老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同时以税收手段调整高、中、低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有能力增加消费支出。这正是在政策的执行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保持适宜的宏观调控力度,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的具体体现。

　　(作者　华而诚　于1992年-1997年任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