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研究员誉为“今年最好的宏观经济报告”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8年中期)全球滞涨威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和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推出。

　　为此，总报告的执笔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对主题报告进行了阐述。

　　“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可能成为2008年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刘元春这样表示，并建议“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短期分层次做出不同的调整”。

　　年度形势不容乐观

　　“我们报告的主题是《全球滞胀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希望在扑朔迷离的世界经济和中国宏观经济权衡中找到一个结果，把趋势和规律总结出来。”刘元春表示。

　　报告基本上遵循两种线索，第一种是：全球整个经济调整的趋向是什么?这种趋向对中国宏观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二种线索是：在全球经济以及本国经济政策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是不是已经面临一种周期性的调整，进入到它的下行区间?相应的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映?

　　“我们对总体形势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认为2008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经济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宏观经济开始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实际GDP向潜在GDP的快速回归大幅缓解了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但是由于各种原材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升，中国面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严峻。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可能成为2008年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刘元春说。

　　汇率传递与国内通货膨胀

　　报告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发现汇率对于延缓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在短期和中期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反而可能成为在国际资本流动调整的时期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

　　刘元春指出：随着中国进口额占GDP比例的不断上升，在除了日本以外的中国主要进口国和地区的PPI和CPI较大幅度上升的条件下，中国进口品物价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中，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要明显大于工业品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而CPI/PPI指标显示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物价上涨具有成本推动型特征，因而，国外本轮的价格上涨具有一定的刚性。

　　由于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升值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和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幅度，汇率升值难以抵消进口品到岸价格(以外币计价)水平的上升。在汇率调整不足以替代产品市场的价格调整时，即在汇率传递的效应小于国外的价格传递效应时，中国就存在进口通货膨胀的风险。计量结果表明，2001年1月至2008年3月期间，国外价格的传递效应很高，总体上短期价格传递效应达到0.75，长期达到0.74;但由于价格管制、加工贸易方式和CPI编制方法等原因，进口品价格传递到国内CPI的效应较低，汇率升值1%，进口价格指数只能够下降0.18%。

　　分类数据的计量表明，人民币升值能够有效减低工业品进口价格指数，但对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进口指数的下降影响程度相对要低。因此，总体上，人民币升值对有效降低国内CPI的作用有限。在当前态势下，我们不能够期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而应更重视增加初级产品的供给来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胀下的建议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刘元春认为，最基本的预测是2008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4%，比2007年下降1.5个百分点，一、二、三产业会同时出现增加速度同步放缓的趋势。

　　固定投资的增长幅度是25.1%，但是实际增长幅度是18%左右。社会销售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上半年比较高，但下半年出现大幅回落。出口也出现回落，增长速度是19.5%，这些年首次跌破了20%，进口出现大幅增长。货币基本上与上半年持平，通货膨胀我们认为在上半年基本在8.09左右，全年是在7.1。

　　刘元春指出，短期性的因素使世界经济陷入两难困境，经济放缓、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失业增长进一步加剧，滞胀威胁进一步逼近。结果首先造成货币政策的两难，在目前面临的通胀抬头和经济放缓的时候，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地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将过度承受货币调整带来的危机;此外，经济放缓和通胀本身对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挑战。

　　因此，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放缓、通货膨胀抬头并不是单纯次贷危机与大宗商品上涨带来的短期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表现，为此，我国必将在中期范围内对政策进行补充安排。

　　对这个问题，刘元春认为，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宏观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周期性的偶合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必须具体的是，外需的调整速度应该放缓，重视国际资本的短期流动的冲击。

　　发挥中国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重要地位的作用，积极通过双边和多变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要求美国等中心国家承担必要的或者是首要的国际货币和国际资本协调义务。

　　其次，基于产出缺口快速逆转，三大产业和三大需求同步出现增速下降、宏观经济调整顺周期效应十分明显以及结构性价格上涨没有明显恶化等原因，2008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应该对双紧政策进行调整，以防止中国经济重新步入以往短期小幅回落引领中期加速性衰退的顺周期调整模式。

　　基于这种规律来看，总是第一年经济放缓1到2个百分点，但是第二、第三年可能加速性的放缓。

　　刘元春指出，第一个要防止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目前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外需适度下调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回落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需要重新审视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的力度，适当回调产业进出口率和关税。

　　第二在货币政策上，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继续坚持以数量性格局调整为主的政策，价格性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积极地与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协调，应当是中国货币当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消费升级和消费加速在目前是一个伪命题，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改善制度规模。

　　第三，对于价格来讲，中国结构性价格具有的国际输入性特征超越了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传统的价格制定模式不仅无法在短期解除通货膨胀的威胁，反而会抑制再生价格管制中妨碍合理的相对价格释放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化。中国价格制定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刘元春认为，首先要认识到食品价格上涨的特性，特别是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应当视为短期的现象。对于本币升值，要进行十分慎重的权衡，特别是在触动这种短期和中期的冲突上必须进行审视。

　　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的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因素的目标函数。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行持续的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