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日前评出世界上在建的十大建筑工程。中国凭借奥运东风独占三席，上榜的分别是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央视新址和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

　　无独有偶，拥有130年发行历史的著名建筑专业杂志《建筑新闻》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评选出了“令人惊异的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国家体育场和央视新址同样赫然在列。

　　这些国际知名媒体给予中国建筑工程的高度评价，让公众一时间弹冠相庆、奔走相告。然而，这场以奥运建设为代表的建筑大潮，真的是我们的一场幸事吗?

　　“大跃进”式的投入

　　《泰晤士报》在叙述中国建筑工程上榜理由时称，如果想知道雄厚的资金和低廉的劳动力所能取得的建筑学成就，中国在建的工程正是其中代表。世界上近一半的混凝土和1/3的钢材被中国建筑业“吞噬”，让其他国家黯然失色。

　　资料表明，悉尼、汉城、亚特兰大奥运会场馆都是用轻型钢结构，悉尼奥运会的平均用钢量仅为30公斤/平方米,而国家体育场(“鸟巢”)用钢量超过500公斤/平方米。

　　由美国建筑师诺曼·佛斯特设计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航站楼，将花费167亿人民币。

　　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主持设计的央视新址大楼，为把大楼防震强度从七级提高到九级，造价更是从预算的50亿人民币增加到100亿人民币。

　　这些只是中国在为标志性建筑工程注下的血本中的一部分。全国各地以种种名目大兴土木建造的大型豪华楼堂场馆，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有贫困县动用数亿资金建成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楼事例。

　　针对这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社会上批评之声迭起。有人说，这类建设完全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原有之义。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告诫弟子：“一个建筑并不是不考虑美观，但花多大的代价得到什么样的美观，以及是不是只有惟一的途径才能得到美观，不能不考虑。中国现在并没有富得不在乎这几十亿。”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更是撰文称：“中国近年来的各类标志性建筑大都耗资巨大，完全不计成本，超越了经济核算的框架，成为利用资本集权进行权力构筑的辉煌范本。它们遵循资本主义美学，表达出中央财经集权的巨大能量。”

　　“鸟去巢空”的隐患

　　据公开的数据统计，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及相关基础设施支出将近400亿美元，数额之大超过了以往历届奥运会。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这笔费用相当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总支出的43%。

　　针对投入巨大的奥运场馆，很多人认为这些大型建筑并不能带来同支出成正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种种质疑，让公众不禁将目光投向历史，观照先行者的建设管理经验所能带来的启示。

　　悉尼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管理局的首席执行长布赖恩·纽曼曾在媒体上表示：北京奥运会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奥运会，但这种宏大和辉煌也不禁让人担心，奥运会结束后这座城市将如何有效管理那些场馆和设施。所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但问题的难度都不及北京的大。

　　纽曼介绍说，面积只有北京奥运村四分之一的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在奥运会后一直亏损，照目前势头看，到2015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即便如此，悉尼奥运会场馆设施的赛后利用仍然堪称典范，这些场馆的使用率很高，还曾举办过2003年世界杯橄榄球赛等重大赛事。

　　同样，2004年奥运会后雅典人尝到了苦头：体育场馆和辅助设施因管理艰难而出现破败迹象。在雅典市内，古代马拉松比赛跑道两侧的排水沟完全被废物堵塞;一座世界级的篮球馆顶棚破了几个洞，正往下滴着水;斯科尼亚斯赛艇中心的蔚蓝色水已经变成了褐色……奥运会后一年，雅典为维护场馆而花费了1亿多美元。

　　据统计，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共建31个比赛场馆，有关奥运会的配套建筑更多。人们不免发问：像国家体育馆、水立方这些容量动辄数万人的庞大场馆，在奥运会后如何运营和利用才可以避免“鸟去巢空”呢?

　　另外，根据设计奥运会场馆周围要留出可供40多万人游走的面积，但奥运会结束后这些场地上再也不会同时汇聚这么多人，那么留下的巨大空间将派什么用场呢?

　　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据了解，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奥运会后管理各个场馆设施，奥运场馆的赛后管理工作将由分担建设成本的各国有企业分担。

　　“多头管理有可能导致各场馆为争抢生意而激烈竞争，”一位负责其中五座场馆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理对记者说，“但就目前而言，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就是通过对典范建筑的投入，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标志性建筑”标志了什么?

　　用建筑来记录历史上的今天，或许这正是标志性建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就的今天如此盛行的原因。古今中外，大凡标志性建筑，都记录了一个国家或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心悸动而备受后人景仰、成为源远流长的民族象征。

　　在美国，自由女神见证和鼓舞了一个争取独立、崇尚民主的年轻国家的兴盛。

　　在法兰西，凯旋门铭刻着拿破仑远征时期286名将军的名字。

　　阿姆斯特丹优雅的风车，则记录了数百年来市民抽水排涝同自然抗争的丰功伟绩。

　　审视今天中国新兴的大型建筑，从国家大剧院到“鸟巢”(奥运会主体育场)，到央视新址大楼，甚至到某些县的政府大楼，都有足以担当“标志性建筑”的体量。但是，它们又标志了什么呢?

　　近年来，中国建筑界针对国际建筑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国内大型建筑设计的现象，始终争论不息。争论的内容从究竟谁该为建设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巨额代价埋单，到批判这种现象究竟是不是建筑的殖民倾向，不一而足。

　　事实上，问题关键在于：由谁来设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建筑能否真正彰显中国社会的传统文明、体现中华民族的现代气派。正如著名规划专家伊利尔.沙里宁所说：城市建筑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出人们的精神和抱负。

　　可中国的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当下中国建筑市场的业主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单纯追求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建筑学专家彭培根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吴良镛院士对此深表忧虑：“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习吸取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追求一个时髦新颖的标志，一座吸引眼球的纪念碑，而不是以建造一个合理实用的建筑场馆为首要出发点，在这样的一种价值标准下，中国的建筑正逐渐失去自身的风格。

　　旨在标新立异，不具标志性的所谓标志建筑，到底能有多大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