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提到，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铁路、电力、通信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优化外贸结构，既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也对构建互利共赢新格局意义重大。

　　出口获融资保证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数次讨论和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政府力推，装备制造业逐渐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目前，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策相继出台，部分初期探索项目也陆续落地。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额达2.1万亿元，占全部产品出口收入的17%，电力、通信、石化、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呈快速增长势头。其中，出口铁路设备267.7亿元，比上年增长22.6%。

　　仅核电方面，我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已承建6台压水堆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40万千瓦;中国核电企业在加拿大、英国、罗马尼亚、法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等国合作顺利推进;此外，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成功出口阿根廷。

　　1月28日国务院会议强调，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需求。这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迈进的重大机遇。

　　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中强调，将“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如何保证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将主要通过商业银行，来实现加大对重大装备设计、制造等全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并通过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基金、债券等方式，保证为我国的制造业“出海”，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

　　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报告同时指出，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发展移动互联网、高端装备指导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家把大批生产线转移到我国沿海地区，“中国制造”风靡全球。我国出口主力军长期停留在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中，大而不强、多而不精，这种“中国制造”被冠以“低端廉价”头衔。

　　宋清辉指出：“面对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必须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两个关键核心方面再下功夫。”他在谈及近日中国游客抢购“made in China”的电饭煲时表示，这需要我们反思，为什么没有“design in China”的产品被中国消费者抢购。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观。宋清辉表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资本输出国转变，特别是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以质优价廉的优势赢得国际认可，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我国高铁、核电装备制造业的“出海”成绩，开始了我国从“产品输出”到“产业输出”的转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表示，将率先开拓铁路、核电等重大装备的国际市场，同时，支持其他装备走出去，并开展产能的国际合作。

　　为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报告指出，将采取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同时坚持有保有压，化解过剩产能，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并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

　　提升海外权益保障

　　为使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报告在提出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的同时，强调要注重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助高铁、核电等中国装备快速“走出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宋荣华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将在沿线国家发展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的“三头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

　　由于“一带一路”大多沿线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矿产等资源性行业，中国有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各种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点。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基建原材料等多个行业将直接从中收益。

　　在“一路一带”战略的支持下，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无疑迈得更稳、更扎实，但是，在随着“一带一路”助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的同时，地域、政治、法律等诸多风险因素不断凸显。

　　宋清辉表示：“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和困境，一是政治信用风险、海外上市风险、并购风险，如墨西哥政府突然取消中国高铁项目;二是语言困境、法律条款限制等;三是项目的终止、毁约、绑架等等，这些都会使国内企业面临大额损失。” 他表示，我们在走出去的同时，要做好风险应对准备。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巡视员曹钢认为，完善支持政策、做好配套的财政金融保障是风险防控的关键。

　　“这些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企业的对外战略投资模糊、缺乏国际经营经验、投资决策机制和防范风险的意识不足，以及专业人才匮乏有很大关系。”宋清辉还指出，这也和我国政府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的制度缺失有关，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