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于10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在《全球经济最新动态》论坛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U型的挑战，就是说从10%的增长率降下来，降到7%、7.5%之间，如果所有这些改革都能够成功的话，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比现在的基础有所增加，因为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只由美国人均GDP的19%，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才进一步的增长。

　　以下是文字实录(部分)：

　　李稻葵：我想先来提一提美国的经济，我觉得每一个人似乎都过于关注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从GDP的增长值而言，以及在金融市场的表现而言，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不错，经济增长非常好，GDP的增长值可能是3%，也许2.8%，也许是2.7%， 基本上离3%差上下，金融资产也是不错的，房地产也在复苏，失业率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在降低，但的确美国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社会性的问题，劳动力的参与度非常低的，历史以来最低的水平。所以在美国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来分析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之后，所以我认为这是给 Kenneth Rogoff教授的一个问题，如果在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人获得很好的结果，那么财政政策将会转入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在大幅度的减少，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大幅度的减少，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非常大了变数。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财政政策，就是说我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把 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财政政策之上，并且明年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中国、日本，毫无疑问，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于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而对于日本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增长，中国经济也在减少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而对于日本来说，我们不能够说同样的话，所以非常让人遗憾的是，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处在 很好的状态，不管你站在哪一边吧，大家可以互相的责怪，但是在我看来，日方过于咄咄逼人，并没有做出有益的举措，不愿意承认现实，像这些岛屿争端。实际上承认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能够面对现实的话，我觉得这点首先得要由日方来做到。

　　能够和日本的经济省大臣坐再一个讨论组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可能看起来对于中国经济了解程度比对于日本经济了解程度更深入，这是可以的，从经济学家角度说，我非常欢迎外部人士对于中国经济感兴趣，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很欢迎。对于我来说，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的富有挑战性的转型当中，这样的转 型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引擎，要让新的引擎去替代过去的引擎，而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进行机构改革，根本意义的机构改革。

　　过去的两个增长引擎是出口加房地产市场，这两个增长引擎正在逐渐的淡出，让新的增长引擎替代，而新的增长引擎正在逐渐到位，这恰恰揭示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减速。我认为目前的减速是暂时性的，换而言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U型的挑战，就是说从10%的增长率降下来，降到7%、7.5%之间，如果所有这些改革都能够成功的话，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比现在的基础有所增加，因为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只由美国人均GDP的19%，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才进一步的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什么呢?首先是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逐渐的到位，但是基础设施的融资必须要有根本性 的转变，从短期的银行融资转变成为长期性的债券发行、低息债券的发行，这场改革必须要完成，来刺激这个新的增长引擎的到位。

　　第二个引擎，是私人消费。私人消费正在逐渐的复苏，就GDP的占比而言，私人消费每年在增加0.7%的贡献率，在今后的3—5年当中，私人消费的占比可能逐渐的能够上升到占GDP的50%，现在仅仅是占GDP的30%到35%。

　　第三大增长引擎，是我称之为中国经济的绿色化、中国产能的绿色化，从钢铁到石化、到电力行业发电，所有这些行业都需要巨额的投资来升级他们的生产能力。

　　而就改革而言，我认为有两个改革的步骤，中国现在正在走第一步，那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改革，来清理政府的行为，打击腐败，同时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事物的干预，特别是这种审批制的干预，以及对于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

　　目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在关注中国的法治系统，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的出台，会勾勒中国全国法治系统重大的改革，这将对于在中国经商的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改革的第二个步骤，我认为将会在今后几年当中出台，将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尝试，刚才大臣先生也讲到了国企需要改革，在中国的改革一般是按步就班开展的，在目前这一轮改革当中也是按步就班的。目前重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正在逐渐的到来，因为现在很多官员，坦率地说，他 们需要从一种过去的经营模式，和企业打交道的模式，转向新的模式，他们有一点不知所措。在这种新的模式当中，监管是基于规则的。

　　我认为各个改革的事项是有时间表的，比方说在金融市场改革方面，有一个三年期的时间表，通过三年期会让存款的利率能够放开，现在贷款的利率已经放开了，然后在这个资本项放开这方面我们也听到有一个三年期的时间框架，能够让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放开。

　　但是对于政改而言，我现在并没有了解有哪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框架，因为执行改革是有难度的，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小平先生几十年前说过的那样。